研究称新冠病毒会在患者眼中残留
近日，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新冠肺炎患者鼻腔内的新冠病毒被清除后，新冠病毒还会残留在患者的眼睛中，存续时间可达数日。
据福克斯新闻网22日报道，意大利罗马拉扎罗•斯帕兰札尼国立传染病研究所（INMI）的研究人员4月17日在《内科学年鉴》上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在意大利首批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中有1名65岁的妇女，医护人员在她鼻腔中的新冠病毒被清除很久之后仍从其眼睛中检测到一定水平的新冠病毒，且具备传染性。
据悉，1月23日该女子从中国武汉乘飞机飞往意大利。不到一周后，她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的典型感染症状，如干咳、喉咙疼痛、鼻粘膜发炎以及眼睛发红，紧接着第二天她就被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经检测，该女子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几天后，她又出现了发热、恶心和呕吐的症状。
医护人员在检测她的眼拭子时，发现该女子眼睛里存在新冠病毒，并在该女子入院27天后仍然在其眼睛内发现了新冠病毒，而此时该女子鼻腔内的新冠病毒已被清除数日之久。
拉扎罗•斯帕兰札尼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鼻拭子中没有检测出的SARS-CoV-2病毒几天后被发现存在于眼拭子中。“我们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眼液中可能携带传染性病毒，因此眼睛可能成为潜在感染源。”研究人员写道，“这些发现再次强调了预防疾病措施的重要性，如避免触摸鼻子。嘴巴和眼睛，并经常洗手。”
研究人员强调，眼睛既可能是病毒的入口，又可能成为传播的源头。因此，研究人员警告眼科医生在进行检查时必须格外小心。
“此外，我们发现在新冠病毒感染早期眼部就可能出现病毒，这表明我们必须尽早实施预防眼部传播新冠病毒的相关措施。”研究人员写道。
（实习生邢颖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国际新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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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为什么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数据，GDP增速同比下降6.8%。从这一增速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已对我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疫情之下，旅游、餐饮、交通等诸多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也使本已处在下滑趋势的GDP及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如何应对？有人提出要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甚至有人提出要再次刺激房地产市场。因为无论是应对二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十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房住不炒”。此次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房住不炒”，同时也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也明确了房地产市场要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度。因此，我们要准确理解中央关于房地产的一系列政策，同时要从深层次分析房地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
房地产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十分复杂。房地产市场不仅影响投资，而且影响消费，房地产对投资的影响已经广为人知，但房地产市场对消费的影响却不为大多数人重视。我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最主要矛盾和问题是房价脱离了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日益明显。
房价上涨对消费的作用存在“财富效应”和“房奴效应”。“财富效应”是指房价上升使得拥有住房的人财富增加，从而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房奴效应”是指房价上涨导致居民被动增加储蓄，用于购买住房的支出增加，而用于消费的支出减少。因此，房价对消费的作用取决于“财富效应”与“房奴效应”的相互抵消的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看，“财富效应”与“房奴效应”与住房的估值（通常用房价收入比来度量，也可以用租金资本化率来度量）水平有关，也与居民的总体债务水平有关。住房的估值水平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房奴效应”大于“财富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与消费存在倒“U”型关系。2000年以来，全国城市房价均处在倒“U”型的左侧，即房价对消费的财富效应一直以来占据主导位置，房价与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房价的财富效应较为显著。在学术界一直有人对房地产市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他们的依据就是拿2016年之前的房地产数据和消费数据来分析。2016年后，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倒“U”型拐点出现。
我们的研究结果认为，房价收入比等于9是“财富效应”与“房奴效应”的临界点，房价收入比小于9时，“财富效应”大于“房奴效应”效应，房价上涨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刺激楼市就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房价收入比大于9时，“财富效应”小于“房奴效应”效应，房价上涨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制造业投资增速及GDP增速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但2015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其他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出现钝化，2018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其他两个指标完全背离。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逐渐回升，至2019年6月份已经回升到超过10%的水平，而GDP增速并没有同步，反而从2015年中的7%下滑到6.3%。
根据有关的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9，即2018年是房地产市场的“房奴效应”大于“财富效应”的转折点。
当房价上涨速度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快速扩大，意味着依靠工薪收入积累购置住房难度越来越大，必须通过负债融资才能实现购置住房，当居民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导致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
从时间上看，2015年之后居民债务杠杆率曲线上的斜率加大，债务上升加速，而对应的消费零售加速下滑。2015年有关方面实施了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加大了棚改货币化补贴的力度，导致众多的低收入阶层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果说2015年之前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买房子，2015年之后的买房群体中低收入者占比大量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挣的钱基本上全部花掉，没有储蓄），该群体的债务过快增长必然挤占消费。2017年以来，消费增长乏力，从10%下降到7%左右。表现最明显的是汽车消费，2018年第一次出现了全国轿车销售总量下降，尤其是国产小轿车的销量下降幅度更大。
在经济运行中，消费才是主导力量，目前消费占GDP的比例是60%左右。房地产的扩张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消费增长，保房地产还是保消费成为两难选择，这就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实际上，通过刺激房地产已经难以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即使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回升也难以有效带动经济走强。这可能也是我们目前不再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内在原因。
4、高翔：抗疫中的数字技术与数字鸿沟
4、高翔：抗疫中的数字技术与数字鸿沟
今天分享的是数字技术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社会科学除了去应用这种技术，还需要考虑的是新技术的运用会如何颠覆我们在二十世纪积累的有关市场、企业、国家和公共治理等的常规认识，考虑它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新方式来影响社群的集体行动。换言之，颠覆性的技术也要求社会科学开展一些“颠覆性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我们团队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观察各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公共治理机制，特别是观察数字技术对这种公共治理机制的影响。这一研究背后的设想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集体行动问题，要求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协调一群人的集体行动。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行动机制和常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制有较大的区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法进行提前谋划，因此常规治理模式在重大、应急性的管理中可能会失效。我们希望在特殊场景下考察技术对公共治理机制的影响。
围绕一群人的集体行动，经典的社会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几种主要的形态。其中最常见的是市场。市场是一种高度分权的治理模式，它以个体分散决策的基础，以价格信号来协调一群人的行动。但这种模式显然存在不少问题，信息不充分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个体在市场中所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完全，那么它在协调一群人行动时就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企业等有形组织的存在。它们可以在较小范围内以权威去协调一群人的行动，从而形成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国家也是一种权威治理的模式，它是由政府代表国家，使用法律等更具有强制的规范方式去组织一群人集体行动。以上三种方式其实都可以是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选择的工具。
不过，目前很多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讨论都特别突出了第三种模式，即聚焦于政府怎么样去做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应对。我们团队则采用了公共治理的视角，希望可以突破这种政府中心主义的讨论，适度拓宽视角，更加系统地来考察信息技术加入之后会对以上的一些治理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提升治理机制的能力，扩展我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的工具选择，更好地协调一群人的集体行动。
信息是我们理解数字技术会怎样影响不同类型集体行动机制的一个关键。以市场为例。信息不充分很容易引发个体的有限理性，进而影响市场机制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同样的，信息不充分也会导致我们很难采用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来说，企业是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建立的具有明确目标、治理结构和运作规程的组织，它可以有效协调一群分享了共同目标和获得适当回报的个体行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群分享共同目标的个体来实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相比之下，国家或者说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尽管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政府的科层制组织已经是相比市场、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快速行动的组织。
从困难来看，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会由于信息缺失而难以作出权威决策。在武汉，地方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就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知识等，没有能够对病毒是否会人传人作出准确判断，也没有能够采取非常及时的措施。尽管如此，传统的政府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搜集信息的控制机制，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
因此，相比市场、社会组织和企业，行政体系的信息搜集和发布渠道依旧是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各国、各地都不自觉地假定了政府是协调各国公民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组织形态，要求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在信息技术来临以前，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可以观察到这种模式。
但是，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普及以后，政府的权威治理模式可能就不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唯一方案了，这就需要我们颠覆性地去思考新技术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公共治理。
实际上，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政府治理形态受到了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使得我们必须要思考，信息技术会怎样来影响我们的公共治理呢？信息技术和工业革命后的制造技术显然是不一样的。工业技术代替的是我们的肌力，信息技术则改变了传播、思考和计算。
一旦我们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难道还会一成不变吗？从获取信息的方式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把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联系了起来，物理空间的可读性有了极大的提升，物理世界发生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穿戴设备、监控系统等转化为计算机可读的信息。
从传播信息的方式来看，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依托互联网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来开展跨地区的实时交流，甚至由此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开始依托虚拟空间组织集体行动了。从计算能力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快速处理海量数据，依托城市大脑等更好管理城市治理的复杂系统。
数字技术对于信息获取、传播和分析能力的影响，正在改变我们开展公共治理的方式。不过，过去大家更关心的是信息技术如何赋权政府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但实际上，信息技术不仅赋权政府这种独特的治理形态，也赋权了社会，甚至在创造一些全新的集体行动模式。我们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都观察到了数字治理带来的政府治理、公共治理新变化。
首先来看数字技术如何赋权政府。第一，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政府的计算能力，可以用于辅助决策。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这一决策作出的背景是浙江省用“大数据+网格化”做了疫情预判。比如每日互动网络科技的方毅与李兰娟院士的医疗团队合作，通过大数据和流行病学开展分析，运用人口流动情况预判了疫情发展趋势等。
第二，数字技术提高了政府引导公民行为的能力。各级政府非常广泛地使用了信息技术发布权威信息，在很短时间内将疫情的真实情况分享给公众。这种权威、真实的信息发布方式有利于引导居民及时采取行动、减少外出频率、保持社交距离等。各地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信息发布实际上比它们在常规治理中发布的信息要更快、更多和更加准确。
比如浙江省从1月27日起开始举办疫情防控新闻工作发布会，各地政府也都发布了相关的疫情信息，腾讯平台、丁香医生等则及时汇总了官方的疫情信息，促进了信息的充分流通，起到了引导公众行为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官方信息对民众行为是有非常强的引导性的。比如我们分析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发布和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程度。在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次发布通报时，百度搜索“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等关键词的热度就有了第一次显著的上升，说明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的确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后来，武汉市卫健委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也特别说明了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相应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就开始降低。一直到1月19日、20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了更多的确诊病例数，钟南山院士明确告知公众新冠病毒可人传人时，网民搜索以上关键词的数量又立即飙升。民众是非常信任政府的。政府可以通过发布准确、及时、真实的信息来引导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可以依托互联网传播媒介提升引导公众行为的能力。
第三，数字技术在各地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地方政府都依托互联网配置公共服务、提供就医指导和在线口罩预约等服务，也依托网络提供了日常政务服务的线上办理方式，由此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生活的影响。浙江省在“浙里办”APP上设置了健康码专区、复工复产专区、医疗健康专区等，为公众提供在线不见面的网络的服务。
第四，数字技术也使得政府能够比较早地从早期疫情防控的突发应对状态，走向精准施策的常态化应对状态。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早期采用了遏制策略，但在进入2月份后，疫情防控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平衡多元公共政策目标的问题。这时候，数字技术为地方政府运用微观数据精准施策提供了支撑。第一类的微观施策是针对于区域的。浙江省在2月初开始发布县域疫情风险地图，以区县为单位，根据新增病例数和确诊病例数等区分了高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
第二层面的精准是针对企业的。地方政府可以汇总疾控、电力、交通等信息，推出企业复工申报平台、数字化防疫平台等，根据情况允许一部分企业率先复工。
第三层面则是针对个人的。比如余杭区依托城市大脑的平台，通过数字化专班、技术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协调各方数据，很快开发了绿码，后来演变为现在普遍使用的健康码，以此来减少个人出行的障碍，也控制公共交往的风险，帮助日常工作生活回归正轨。数字技术提高了政府平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精准施策能力。
以上讨论的都是数字技术怎样助推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我们还注意到信息技术实际上也提高了社会成员自发的集体行动能力。快递员汪勇在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其中，汪勇围绕一些特定任务运用互联网技术寻找可以提供资源和支持的个人。这种组织形式不是具有组织形态的固定结构企业，也没有依靠价格信号来协调大家的行动，而是依托互联网形成的一种基于任务导向和个体间相互行动的集体行动模式。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可能正在改变我们对于集体行动模式的传统想象。
数字技术实际上也推动了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中国的行政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碎片化的行政体系。各地的地方政府每天实时发布当地的确诊病例。但对政策研判、科学研究来说，我们还需要汇总后的数据，以及按日统计的完整数据库。这些全国层面的完备信息可以由谁来提供呢？
中央政府当然可以，但可能并不必要。因为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已经在做这种整合型的工作了。在国内，丁香医生、腾讯等都在提供实时更新的整合数据。GitHub也汇总了中国和其他国家每日更新的地区数据。换句话说，志愿部门很好的做了整合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整合后的信息来开展分析，为疫情治理提供帮助，这也是“互联网+”带给社会的一种巨大变化。
总的来说，我们观察到数字技术不仅在改变政府，也在改变社会。而且，这种改变不仅是为原来公共治理中的不同主体提供了新的工具，数字技术实际上是在重新塑造公共治理中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方式。这些都需要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大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开展一些更有想象力的研究工作。
回到政府治理这个更加现实、紧迫的议题上，上述分析也提醒我们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对政府治理的影响时，不能只是停留在政府治理工具扩展的意义上，还要关注更加抽象、更加宏观的层面。我们认为，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最显而易见的政府治理工具的变化。包括“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各种线上线下的办事方式，以及城市大脑等决策支撑。
二是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包括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中标准化治理程度的加深，以及政府与企业、公民之间关系的持续调整。三是政府职能的系统重构。这种重构可能是颠覆性的。比如数字技术正在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它可能会使原来建立在工业化时代的补缺型的社会安全网体系得到改进。
在数字治理方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的是政府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有关数据的治理，即政府如何获取、运用和治理数据。如果只看到治理工具层面的变化，看不到数字技术对政府组织形态形成的新变化，对政府职能带来的新拓展，我们恐怕无法充分回应数字技术的现实挑战。
举例来说，政府的数据治理职能看起来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运用数字技术实践成效的差异，很可能就来源于数据治理能力的不同。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较为成熟的地区，他们存在一些共同的基础，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公共数据积累。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要素是数据，但数据管理其实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治理方式不明确，导致公共数据高效利用的价值转换困难。比如很多地方都存在数据质量较低、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就导致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本、数据资产很困难，政府需要考虑怎么样让数据资产发挥公共价值。
二是公共数据的边界难以划分。比如，什么是公共数据？哪些数据是由政府可以开放和共享？中间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分。现在很多省份已经启动了公共数据治理的立法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立法程序可以把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纳入到立法过程当中，开展有关公民隐私保护和商业机密保护的充分讨论。
三是海量数据治理中的风险防范问题。公共数据的有效治理是数字时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也导致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一种新的数字鸿沟现象。以往，我们对数字鸿沟的讨论主要是指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也就是未联网人群怎样在数字时代获得充分可及的公共服务。
这一点，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引起了重视。比如在疫情防控当中，如果所有稀缺医护资源都是通过网络分配，未联网人群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会抽出一部分口罩专门用于发放这部分人群。但另一种数字鸿沟却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它表现为组织与组织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数据治理和技术运用能力差异，也就是地方政府间的数字鸿沟。
比如说，我们观察到2016年以后多个地区开始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包括陕西西安的行政效能革命、武汉的三办改革、上海的一网通办、江苏的不见面审批、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等。我们可以认为，各省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数字政府早期形态中起点相近、能力相近。但在本次疫情期间，有一些地区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是明显不足的。
不足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数据汇聚和共享程度较低，因此就很难运用数字技术去开展疫情研判、精准施策等工作，因而各地的数字疫情防控能力出现了差距。这种能力的区别实际上来自于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要能够将公共数据用于辅助决策或者精准施策，前提是公共数据的汇集和共享达到较高水平。而这种公共数据的汇集，又需要 依托政府在移动办事阶段的跨部门协同成效。
而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一些地区是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扎扎实实推进了跨部门的协同，但也有一些地区是用线下的人力资源投入替代了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表面上看起来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阶段都做得轰轰烈烈，但实质上的数字治理能力就会出现区域间的断层。换句话说，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我们开拓关于未来治理模式的想象，但它同时也需要有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投入，是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的。
□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任浙江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5、受疫情影响，长白山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71.87%
5、受疫情影响，长白山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71.87%
新京报讯（记者 王胜男）4月22日，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白山”）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长白山实现营业收入1386.09万元，同比下降71.87%；亏损2945.44万元，去年同期亏损2511.57万元。
公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期内长白山主营业务收入下降。2020年年初，长白山业务全面停止，长白山景区于1月24日起全面关闭。目前，长白山景区已恢复运营。
此前在4月15日，长白山发布了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长白山实现营收4.67亿元，同比增长0.66%；净利润为7525.94万元，同比增长11.28%。2019年，长白山盈利主要集中在二三季度。
据长白山年报，旅游客运业务是长白山的核心业务，主要涉及长白山三景区内游客运输、旅游车辆租赁、停车场管理等。此外，长白山还运营温泉开发、酒店管理、旅行社以及景区管理等业务。
新京报记者 王胜男
编辑 李铮 校对 李铭
图片 长白山官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