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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张恒庭审记录:女方被曝精神问题想自杀还虐狗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3-25 03:38:56  来源:互联网  作者:易鑫在线网  浏览次数:122
核心提示:澎湃新闻3月24日报道当地时间3月22日早8点30分,郑爽与张恒抚养权纠纷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县开庭审理。澎湃新闻记者在线旁听了庭审。

澎湃新闻3月24日报道当地时间3月22日早8点30分,郑爽与张恒抚养权纠纷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县开庭审理。

郑爽张恒庭审记录:女方被曝精神问题想自杀还虐狗

澎湃新闻记者在线旁听了庭审。本次庭审由法官Karen Brody主持,庭审中,郑爽、张恒同时作为证人和当事人出席。就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代孕过程、两人关系及孩子状况、原告精神状态等相关细节,双方律师以及法官质询郑爽,张恒方律师质询张恒。

本次庭审持续约8个小时。澎湃新闻查阅开庭公告获悉,当地时间4月6日,本案将再次开庭审理。按照流程,郑爽方律师以及法官将质询张恒。

代孕计划是否生变?

在法庭调查环节,郑爽表示,在与孩子父亲张恒终止关系之前,她与张恒的计划是“小孩出生之后我们会让他回到中国,然后再由我们一起抚养”。

张恒则表示,因为郑爽希望两个孩子生肖是猪,且是龙凤胎,所以他们赶在几乎同一时间做了两个代孕。

不过,大约在2019年9月27日,郑爽与张恒的关系终止,这距离孩子2019年12月-2020年1月的预产期已经很近。

郑爽张恒庭审记录:女方被曝精神问题想自杀还虐狗

郑爽称,“2019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些让我比较震惊的事情”,之后,她对人工流产以及送养、领养、停止代孕等问题通过邮件进行了问询,“因为我当时很害怕。我发现可能张恒他有我不了解的一面,我不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

她解释:“在张恒的允许下我看了他的手机,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令我很伤心,让我怀疑他对我的感情以及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我就很无助,做了一些咨询,但我并没有做任何停止代孕或领养的决定。”

是否想过将孩子引产或送养?

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在孩子出生前,郑爽还是签署了法律文件PBO(Pre-Birth-Order),这样她与张恒任意一方都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后,将孩子从医院接出来。郑爽陈述,这一文件对她而言意味着“我将成为他们的母亲,张恒成为他们的父亲”。

郑爽表示,她有过重新申请PBO的想法,因为“我有考虑过想成为他们单独的父母,而不是一起分享。”但因预产期将近,她不能重新申请。

郑爽称,代孕机构大概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发邮件告诉她代母的情况,她和张恒、代孕机构之间有共同的微信群,由张恒做主要的交流。

但在此后的庭审环节中,张恒表示,在代孕过程中,一开始郑爽是主要的联系人,她通过邮件和微信与代孕机构联系,“在我和她分手之后,我后来意识到她想要把孩子送去adoption department(收养机构),这是在我个人道德行为标准上不允许的,所以我开始和代孕机构和孕母进行联系。但在我们分手之前,80%以上的聊天是由郑爽和代孕机构以及孕母直接形成的。”

张恒还称:“后来她发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下,怀孕6个月的小孩不能被引产,她跟我说其实还有几个州可以做,我坚决反对。”

孩子出生前后,郑爽为何不在美国?

庭审透露,两名孩子最终平安出生,男孩于2019年12月19日出生,女孩于2020年1月4日出生。

当被法官问及为什么孩子出生时不在美国时,郑爽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孩子出生了,随后又称是“我认为张恒会把孩子接回中国”。

当被律师问及为何在预产期不来美国,郑爽称,因为自己不能跟张恒一起出现,不能信任他,“在(2019年)10月8日,张恒对我父母、他父母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录音,我很担心我一旦出现,他会立刻曝光关于我和我小孩子的一切信息。……我不想他们一出生就受到不必要的关注。”

郑爽表示,2019年12月她在中国,等待着张恒主动发信息,但孩子出生前后张恒也没有联系自己。

不过,面对律师质询,她承认自己在2019年12月微信屏蔽了张恒,但在2020年1月没有屏蔽。

她表示,2020年1月19日收到了张恒的信息,显示张恒在他们一起去过的一家上海超市里。“我问他你不是在美国吗,你是不是在骗我?”而张恒没有回复信息。

对此张恒称,孩子出生前后,他均通过共同微信群或父母试图联系郑爽。此前,郑爽已将他拉进了微信黑名单。2020年1月9日,郑爽发了几个句号给他,后又将他拉黑。

张恒之外,郑爽的另一条线联系渠道即代孕机构。

在质询环节,当张恒方律师提问“孩子出生前,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跟代孕机构联系”时,郑爽回答,“我习惯了他们主动联系我。”

郑爽表示,自己知道预产期,但代孕机构没有通知自己医院名称和地址。“很抱歉我没有主动去问,在2月份我才去问。”

张恒方律师问:“2月之前,预产期已经过了?”

郑爽回答:“是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出生了没有,还是出生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

郑爽还表示,2020年1月至6月,她不知道张恒的所在地,也不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

她在回答律师询问时说:“我在等待张恒回来,我想他一定会接走孩子的,我把想法都想到最善良的(情况),因为我相信他去接了孩子,他不会跟我抢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需要爱护的,并不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工具,所以我只能做的是耐心地等待他来找我。”

当年3月,她通过7个人的微信群主动联系代孕机构,询问孩子的情况。

到了7月24日,她收到邮件,知道了孩子的出生日期,以及现在他们在丹佛,还收到了一封让她放弃抚养他们权利的附件,这是张恒律师发来的律师函。

法官又问:“当你收到信函之后为什么没来科罗拉多州?”

郑爽回答:“因为我才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在哪里,我第一次才知道他们的信息……我不认为我跟张恒之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我到了科罗拉多能找到我的孩子。”她称,收到律师函后,自己在7月申请法律援助,并于8月起诉张恒。

2020年11月,张恒寄送有关“父母亲时间(parenting time)”的材料给郑爽。律师质询,郑爽为何依然没有去美国?

她称,这是因为“我在等一个准确的、关于我是否能见到孩子的回复”。她还表示,因为影响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的生计,她必须对她的工作人员作出合理解释,“告诉他们我的时间到底是怎样安排的。”

张恒方律师询问:“代孕机构曾经说,你说你太忙了没空跟他们讲话、沟通有关孩子的事情。”郑爽表示:“我信任张恒可以跟代母取得很好的联系。”

关于孩子的护照事宜,郑爽承认,自己并未签署过任何可以让张恒替孩子申请护照的文件。

孩子和父母相处得如何?

2021年2月11日,郑爽到达美国。

她称,自己结束隔离后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然后租下了抚养小孩的公寓,租期一年。她在网上及商店里购买了婴幼儿用品,在公寓中布置了一些为孩子准备的安全设施。

2021年3月10日,郑爽在丹佛县的一个室外公园里见到了孩子,她还带了自己的朋友及育儿教练一起,这是“为了尽快建立双方的信任,把与孩子的关系建立得更好”。她表示跟孩子见面的过程“非常开心”。

郑爽说,“他(张恒)一直都在旁边看着我们的互动”。被引导性提问后,郑爽表示,她认为这对自己的“母亲时间”会有影响,“刚开始我见到孩子时,我觉得他们开始慢慢地去接受我,当父亲靠近时,他们会感到不安,或者是想要靠近父亲,他们很快就哭了,”郑爽说,“我发现小孩子会哭,育儿教练跟张恒交流之后让他远一些,然后我们才有了时间相处,后来妹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谈及自己的“母亲时间”,郑爽表示,“我虽然很激动,但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给他们更多的耐心”。

在之后的庭审环节里,张恒则表示郑爽与孩子的见面情况并不乐观。

“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会很害怕,”张恒表示,自己和孩子生活了一年多,很清楚他们的生活习性。郑爽带来了泡泡枪,但两个孩子即使看到泡泡枪还是一动都不敢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会一边跳一边去吹泡泡。

张恒陈述,约定的探视时间是2个小时,他和母亲站在距离郑爽和孩子三四十米的位置。在探视进行到约20分钟时,两个孩子开始哭,“哥哥一边哭一边跑过来找我,我把哥哥交到育儿教练那里,妹妹也有哭,但是她因为害怕站着不动,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

张恒表示,其间,郑爽一个人走到了公园的角落,她的朋友和育儿教练分别照顾一个孩子。因为孩子哭得厉害,他和母亲被教练叫过去安抚小孩的情绪,安抚好后再还回去。之后,他和母亲退回了更远的、有遮挡物的地方。“妹妹坐在滑滑梯上面一动不动,”张恒称,没到2个小时,郑爽便先后把哥哥和妹妹交了回来。

是否愿意共同监护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法官询问郑爽诉求怎样的“母亲时间”,郑爽表示,她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表。

郑爽希望,在刚开始的阶段,每周一、三、五,每次可以见孩子2-3小时。“如果在开始对方不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每天见他们一个小时之内,但需要有育儿教练在场。”郑爽说,“熟悉起来之后,每次的3个小时延续到6个小时。然后带到我家里去过夜。这样慢慢一步一步来。”

郑爽认为,对孩子利益最好的是父母双方有经常性的接触,“因为孩子需要父母双方的爱”。当法官提问“你认为是不是应该适当地由父亲来监督你的母亲时间”时,郑爽则表示,“我不认为由他来监督我我会做得更好”。

关于监护“决策权”,郑爽认为,父母共同监护对孩子是最好的,“我希望为了孩子的成长,我们可以有共同监护孩子的权利。因为抚养是关于两个人的事情,不能一个人为他们做所有的决定。”

郑爽表示,同意让小孩得到护照,希望可以由双方互相信任的第三方来持有小孩的护照——因为现在小孩不合适太频繁的移动或立刻回国,其次是因为,她和张恒尚未做出对孩子来说最有效或最有保护性的抚养计划。

当法官提问“你是否愿意把孩子的需求置于你的需求之上?”郑爽回答:“我是小孩子的妈妈,我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法官又问:“你是否觉得孩子父亲,表现出了他把孩子的需求置于他的需求之上?”郑爽答:“我不认为,因为他让我小孩的信息在网上得到了曝光,得到了舆论媒体的议论。”

法官提问:“你愿意支持父亲对孩子的关系吗?”郑爽答:“我愿意相信他。”

郑爽表示,希望“尽快见到我的小孩子,尽快得到一些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她说,“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太会说话,我不希望错过他们第一次讲话的机会。”

在此后的庭审中,张恒表示孩子已经会说一些简单语言,会叫“奶奶”和“Daddy”。

张恒如何看郑爽?

张恒提交的证据显示,张恒对郑爽精神健康状况表示质疑。

郑爽认为,现在自己的状况稳定。然而张恒表示,对于孩子跟妈妈在一起的安全问题,“我有非常大的顾虑”。张恒在庭审中称,“我不能把小朋友交到会虐待动物的人手里去,她曾经有虐待小狗”。

张恒提交的证据显示,2021年1月21日,郑爽发信息告诉张恒,如果她去美国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需要张恒去接她。

2021年1月23日,郑爽通过微信给张恒发送了疑似自己剪头发的照片,“很多很长的头发在地上”。“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这样做,”张恒称,“她接着说‘这个是我认错你的方式’、‘你可以了吗’、’你要是还不好我可能真要出家了’……”此处,庭审静默了几秒钟。

而在之前的问询环节中,郑爽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剪头发在中国有不同的寓意,它代表了一种更新,我想表达他对我的伤害我可以忘掉,然后重新开始。”

还有一则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爽发了一条重复了很多“张恒”的文字信息给张恒。

郑爽还曾发信息告诉张恒,自己有不稳定的人格状态,对此,郑爽称,这是因为“我想引起他的关注,想让他回复我的信息”。

张恒表示,在2018年和2019年,郑爽告诉过张恒及她的母亲她有抑郁症的事情,“她说她想要自杀,她不能消解那种感觉。”

张恒说,郑爽有两次说想要自杀,第一次是2018年,拍戏期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睡也不开灯,也不拍戏,“最后她的父母打电话求我从英国(当时在出差)回来照顾她”。

第二次在2019年,郑爽网购了一种药,她说她吃了20颗就会死去,“我以为她是开玩笑,结果发现她把药带回家里,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然后有一天她准备吃那个药,正好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然后我阻止了她。”张恒称自己有想办法让郑爽去看医生,但她不同意。

“她说过她没有什么耐心,所以希望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我能多带一带。”张恒称,无论在分手前后,郑爽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张恒在庭审中表示,愿意与郑爽共同决定关于孩子的重大的事情。他同时表示,孩子必须跟自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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