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的校园霸凌中，“受害—迫害—旁观”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必经循环。受害时默默承受的人，在成为更高一级的“前辈”后，会将暴力循环在下一批人身上。
最近，《黑暗荣耀》第二季热播，这部关于校园霸凌的复仇爽剧终于落下帷幕。即便只是在虚构的戏剧世界里让恶人获得了应有的惩罚，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拍手称快。
然而，现实很快就像一盆冷水一样倒在了每个剧迷的头上。就在《黑暗荣耀》第二季开播不久，导演安吉镐就被曝光曾是校园霸凌的施暴者。在菲律宾留学时期，他曾伙同其他韩国学生，对某个当地学生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残忍殴打。
“这不就是凶手拍了自传么?”
火爆全球的《黑暗荣耀》讲述的，正是校园霸凌对受害者的伤害有多么深刻、持久，足够让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人生，也要让曾经的加害者“恶有恶报”。而导演本人居然就是曾对他人实施校园暴力的“凶手”，多么讽刺。
而这，只是韩国校园霸凌盛行现状的冰山一角。
当《黑暗荣耀》照进现实
3月10日，也就是《黑暗荣耀》第二季上线当天，一位自称是安吉镐学弟的网友A某爆料，指控安吉镐曾是校园霸凌施暴者，还提供了当时的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
A某表示，事情的起因是自己和其他同学取笑了安吉镐当时的女友。作为安吉镐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之一，A某至今仍有心理阴影和身体伤痕。
最开始，安吉镐极力否认：“虽然在菲律宾留学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与韩国学生发生过物理冲突。”“不管怎么想，都不记得成群殴打过谁。”
然而，仅在两天之后，安吉镐就承认了自己曾经实施校园霸凌，并发表了“诚恳”的道歉。正如爆料的A某所说：“霸凌加害者制作《黑暗荣耀》这种对校园霸凌者敲响警钟的节目是荒谬的，不能原谅。”
更为讽刺的是，《黑暗荣耀》里饰演崔惠廷的车珠英在采访中透露，在拍这部戏前，会调查出镜的演员是否曾经参与校园暴力，调查后才开始拍摄。
《黑暗荣耀》的火爆，正是因为它对校园霸凌的真实呈现让观众感同身受。该剧刚开播时，就有观众质疑：用高达200℃的卷发棒在皮肤上灼烧出一辈子不可复原的伤痕，如此残暴的行径，真的会在校园霸凌中发生吗?
事实上，真实发生的校园霸凌，比影视剧中呈现的更为残酷。
当被卷发棒烫伤的伤口结痂后，结痂被直接撕扯下来，滚烫而无情的卷发棒会再次落在淌血的伤口上。
这是2006年真实发生在韩国的“清州女中学生暴力事件”，一名14岁的女学生因为“不守信用”“说谎”等理由，遭到同学的校园霸凌。除了被卷发棒烫伤皮肤，她还得承受棒球棍的暴击、针和发夹等尖锐物品刺向胸部的疼痛。
相比之下，以此事件为原型的《黑暗荣耀》，似乎比现实更加克制了。
翻阅韩国的“校园霸凌史”，你还能发现更多难以置信的真实案例。
2005年，震惊韩国的“釜山开成中学致死事件”，受害者被打至肝脏破裂三分之二，送医四天后不治身亡。而争执的起因仅仅是双方一起看书时，翻书的速度不一致。
2017年，韩国发生“釜山女中学生集体暴行事件”，釜山女中学生集体对一名同学施暴，曾殴打受害者长达100分钟，还拍下受害者被打后满身鲜血的照片，并上传到社交网络炫耀。
因为校园霸凌的猖獗，韩国的三星保险还于2020年推出了以儿童保险为主的“特约项目”。只需要50—360韩元(折合人民币2元内)的保费，一旦学校的“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判定要保人遭受校园暴力时，就能获得最高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631元)的医疗赔偿。
校园霸凌，韩国社会20年的痼疾
在整治校园霸凌方面，韩国社会其实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
2003年，韩国通过了《学校暴力预防与应对相关法》，在各个学校成立了“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2011年，该法案进行修订，规定只要发生暴力冲突，学校就必须召开“学暴委”处理。
2005年，韩国教育部开始制订《校园暴力防治五年基本计划》，到2020年，已经发布了四轮的五年防治计划。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法律介入的收效甚微，校园霸凌问题依然泛滥。
诚然，韩国校园霸凌的风气屡禁不绝，有着多重原因。
首先，韩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单一民族意识。土地、民族、语言、文化、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共享性和单一性，更倾向于排斥一切不和谐的异质因素。这导致韩国的同质性很强，非常容易抱团，形成帮派文化，成为滋长校园暴力的肥沃土壤 。
其次，韩国的社会等级划分非常明确，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大多数的财产掌握在少数的财阀手里。上层阶级掌握着充分的权力和话语权，更加剧了下层阶级遭受霸凌的程度。
再加上韩国严苛的“前后辈文化”——年纪小的“后辈”要无条件尊敬年纪更大的“前辈”并服从后者的命令——更给霸凌披上了正当的外衣。
除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心理学研究发现，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在早期成长经历中往往有着相似的缺失。
从事心理咨询20余年的心理学博士林紫，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表示：“霸凌者往往跟被霸凌者一样，其实都是在成长的早期缺乏内在的安全感。他们往往不是在一个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模式下被抚养长大，都可能会有情感的缺失。”
林紫博士的著作《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也提到： “其实一个人早期的安全感的建立，与安全的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很大的关联。”
面对校园霸凌，家长应该学会帮孩子重建安全感，这也是林紫博士著作中重点探讨的课题。
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相似性，还会形成“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的恶性循环。
在论文《通过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的等级文化对校园暴力体验的研究》中，作者李银智分析了在韩国的校园霸凌中，“受害—迫害—旁观”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必经循环。受害时默默承受的人，在成为更高一级的“前辈”后，会将暴力循环在下一批人身上。
所以说，在校园霸凌中，没有局外人。
永远站在受害者身后
近年来，越来越多校园霸凌的受害者选择不再隐忍，站出来指控曾经让他们坠入痛苦深渊的“刽子手”。 不少韩国名人接连被曝光曾参与校园霸凌，遭遇“社会性死亡”。
2021年，40余位受害者接连发声，控诉韩国排球界双胞胎姐妹花李在英、李多英在上学期间对他们实施的校园霸凌行为，韩国女排迫于舆论压力将两人驱逐出国家队，让她们无缘奥运会。
2022年，女子偶像组合成员金佳蓝刚出道就被曝光曾参与校园霸凌，其经纪公司随即暂停了她的演出活动，并在几个月后解除了经纪协议。
对于聚光灯下的名人而言，一旦被曝光曾参与校园霸凌事件，后果往往就是身败名裂。这样的结果对于大多数受害者而言，往往比法律的裁决更“解气”。
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对自己的疗愈。
“如果我们所有的关注点仍然放在霸凌者身上，觉得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就相当于拿自己整个的生活为代价，仍然被捆绑在霸凌和被霸凌的关系里。” 在林紫博士看来，及时寻求心理帮助，在专业力量的支持下，将被霸凌的创伤转化为日后人生中的正向力量，才是受害者更应专注的“功课”。
面对校园霸凌问题，除了可以寻求法律的援助，社会组织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美国有一个叫“机车大叔”的反校园霸凌社会组织，每当有受到霸凌的孩子向他们求助时，一群强壮、高大的骑着机车的大叔就会出现在被霸凌的孩子身边。
“要让霸凌的孩子看到，原来被霸凌的孩子背后有这么多强壮的人在保护他。”林紫博士认为，在寻求校园霸凌的解决方案中，无论是建立社会组织、完善危机干预、加强生命教育等尝试，都应该积极地一点一滴地做起来，才能慢慢形成完整、有效的保护系统。
要让被霸凌者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永远会有人站在你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