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括的粉色西装裙，米色的低跟尖头鞋，亲和得体的妆容，6月中旬，洪昊昀出现在高中母校镇海中学的主席台上。高中时期，她站在操场上看着优秀毕业生们的演讲，高考是当时唯一的目标。
偶尔，脚上会传来明显的疼痛感。参加第72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前，为了训练穿着高跟鞋后的台步和仪态，她的脚上磨出了水泡、鸡眼，用激光去除后，留下一个浅浅的洞。
“人生的旷野中是未来大有可为的世界。”国旗下演讲的主题是《自信的力量》，演讲的末尾，洪昊昀这样说。
出生于1999年的她，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也是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中国区东部赛区冠军和最强人气冠军。当今年的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落幕后，关注汹涌而来。流量的审视下，她被戴上诸多光环，有的让她自豪，有的也让她难以理解。
这个出生在小镇的姑娘推开窗看到旷野的过程并不轻松。在被关于名校和容貌的讨论反复包围甚至攻击之前，像很多在单一评价体系下成长的孩子一样，她也经历了容貌焦虑、自我怀疑，以及和原生家庭和解的漫长阶段，但她并不想让人生变成一道单选题。
“我认可它是美的”
回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练习基础步伐，疼痛是“美丽刑具”带给她的第一感受。她和男友吐槽“到底是哪个人发明的这种鞋啊”，第二天又按时前去训练。她理解，“这是模特行业的职业素养和能力”。
在人群中很容易辨认出洪昊昀。一米八左右的个子，站得挺拔笔直，头发整洁地盘到脑后。7点的国旗下讲话，意味着她需要在五点起床准备化妆和早饭。但早起对于将每天的时间细分为若干块的她来说并不是难事。
她正低头看着手上的笔记本，演讲词被工整地誊写在纸面上，清淡的妆容遮住了连日繁忙导致的黑眼圈。“这一个月用掉了一整瓶卸妆膏，当美女太麻烦了”，她笑着吐槽。
何为美女?国际选美比赛里的女性，通常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台前：1.78米—1.83米的身高最佳，身材比例优秀，脸部轮廓柔美，穿着闪亮的礼服，踏着12厘米左右的高跟鞋。
为了达到这样的美学标准，洪昊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形体训练和日复一日的健身。“美丽背后，能够反映出掌控生活的能力、自律的能力等等，”她并不认为美丽能靠走捷径获得。
洪昊昀对世界小姐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张梓琳。作为第一位中国籍世界小姐，张梓琳在任期内去往了许多贫困、战乱的地方从事公益活动、募集善款。她也憧憬着这样一段特殊而充满意义的经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和帮助饥饿残疾儿童”，洪昊昀觉得，对于外表，有亲和力就够了。
她没有选择参加环球小姐比赛，因为环球小姐是要自信、张扬、性感的，她觉得自己不合适，也不认可环球小姐的泳装环节必须要穿比基尼的强制要求。
有网友质疑洪昊昀，如果真的有自信，为什么要参加选美比赛，把自己放在人为制定的标准框架下去评判。在洪昊昀的理解中，美的维度是多样的，而国际选美的标准也不是全然好的或坏的，“但它确实存在，当我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认可它是美的”。
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并不是她的一时意气。在做决定之前，洪昊昀画了一张思维导图来说服父母，上面列举了自己在身高、比例等外形条件以及在学历、语言能力和才艺这些软件条件上的优势，也将即将举办的亚运会和一带一路战略作为自己的参赛背景列了进去。
2022年的8月，在完成本科学业以及保研工作后，她没有去毕业旅行，而是参加了模特集训。“觉得自己已经积攒到了一个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进行输出的阶段了。”她了解自己的综合能力，想要证明即使在复杂的商业模式下，普通女孩依靠真正的努力也能获得一定的成绩。
“全校最丑的女生”
当“清华女生获选美冠军”的词条上热搜的时候，洪昊昀觉得“有些搞笑”。“其实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克服困难，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是最值得记录的，如果说要看结果，那我取得的科研学术成果才是真正好的。”洪昊昀说。
她不理解为什么容貌被反复强调。汹涌的恶意涌入评论区，而她对这种恶意并不陌生。曾经有同校的好友把校内啦啦操比赛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你们清华的学生不学习吗?”“要钓老男人吧!”“清华培养的都是什么女的?”等侮辱性的暴力言语潜伏在一个个马甲下，偏见、恶意和刻板印象从未消失。
在初中时期，一米八的身高带给洪昊昀的更多是负担。在班里盛行的名牌攀比之风下，身高很高、一口娃娃音、不太会“来事”、总穿着纯色POLO衫、不怎么打扮的她成了班里男生口中“全校最丑的女生”。
她很难过，回家后把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嫉妒你长得高，他们的爸爸妈妈肯定说，你吃那么多饭都没有人家长得高，你看看你白吃了吗?”父母的话并不能安慰到她。
“丑”的评价一度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梳头时，她一边照镜子一边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很丑。妈妈则批评她，“小姑娘的心野掉了，不在学习上了”。
恶意还在继续。有女生问洪昊昀借卫生巾，然后用手臂挥舞着薄薄的卫生巾在教室里吆喝，男生们都像打篮球一样来拍那片她好心出借的卫生巾。还有一次，六七个男生在教室过道里打闹，突然一起倒在洪昊昀的座椅上，把她从椅子上撞下去，擦破了胳膊。
她开始回击，比如，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在学校里，学霸会被人称为“大神”，“因为其他人不明白怎么能做到，所以对于成绩优秀的人也会有一种敬畏感”。后来，当有男生把垒球砸到她头上，她用书本砸向对方，“他吓到了”。
当时的洪昊昀没有意识到，这种恶意是校园霸凌。受到舆论关注后，洪昊昀的社交平台账号涌入了许多学生家长的私信，诉说孩子在学校里遭受的歧视和欺凌。她在朋友圈征集建议，给这些家长发回私信，希望他们能及时带孩子寻求帮助。
摘下皇冠之后
参加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对洪昊昀来说，也是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她再一次从头到脚被审视，也再一次面临着特定环境下的容貌焦虑，这让她想起初中时因为外表被指指点点的遭遇。
脸不够立体、下巴后缩……负责模特培训的老师建议她打肉毒素、做填充。因此，洪昊昀看了相关的医学论文，找了很多医生面诊。手术时间很快定下来，似乎花几个小时，就能实现一种标准的美丽。
然而医生一句“变美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让她打消了念头，“我觉得我不能逃脱这个人性的漩涡。如果四个月之后它失效了，我是不是又得回来打?如果以后和朋友合照，我希望自己笑得漂亮，是不是又想打?”她不想对整形手段产生依赖。
她一次次对着镜子练习笑容，笑得自己都恶心了，直到不再恐惧镜头，“我会觉得幸好自己没打，不然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自信。”
美丽不再是初中时期容貌上的好看或者衣饰上的昂贵，她在备赛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健康、自律的生活方式，带着上翘的上唇做到了很好的上镜管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做到了。”
赛程非常紧张，“当时好几个女孩子都撑不住晕倒了，有的提前离场了。”选手们有时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有本身就通过节食来保持身材的女孩在中途被送进急救室。
总决赛颁奖礼当晚，嘉宾为她戴皇冠时没有注意有卡扣，皇冠砸到她的眼睛，她几乎是在半失明的状态下坚持到后半场结束。她强撑着和工作人员们合照，希望自己能“优雅到最后一秒”。
摘下皇冠之后，选美冠军的头衔，淹没了她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学历和科研成绩更成了被物化的砝码。有不少陌生人来添加她的微信，邀请她吃饭或是去自己所在的公司实习，并多次向她展示自己的人脉和资产，甚至有前辈在5月20号给她发来暧昧信息，展示自己的月收入截图，“我都说谢谢，礼貌回绝了。”
不久前，洪昊昀参加了央视《开讲啦》的节目录制，也收到了一些官方活动的宣传邀请，她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她明白光环会带给旁观者很多错觉，好的或坏的。在和本校的同学一起去医院参加公益活动时，参加过选美比赛的经历，连带着她带去的皇冠，也被解读为肤浅和浮躁。
“流量和关注都是中性的，我并不想靠这个赚钱。”第一次去工作室录制视频的时候，摄影师提示洪昊昀的穿着，“哪哪都不露”，担心这条视频发出去之后会被指责为拘谨、老气，成为她的黑历史。洪昊昀确认内容没有错误后，直接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们可能也是为了账号考虑，或者是遵循现在互联网的流量逻辑，但我不需要。”
“我不是小镇做题家”
比赛结束后，理工科出身的男友给洪昊昀分享了一段视频：一位博主在阳台上喂鸟，介绍“大家看我在喂我的乌鸦”，有弹幕骂他“傻X，那是渡鸦”。博主于是重新录了一边视频，介绍这是渡鸦，又有人问“怎么回事，这是乌鸦”。他干脆表示“大家看我在喂我的小鸡”。
她觉得自己正在互联网投喂小鸡。“怎么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在镜头前的她笑着说，是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
24岁的洪昊昀不再是初中时会因为同学的恶评站在镜前怀疑自己的女孩。这个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小镇姑娘也曾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下长大，优异的成绩是她赖以自我肯定的根源。
她以入学考试年级第五名的成绩进入了宁波市镇海中学。这个夏天，在朋友圈流传的截图中，2023年高考，全省前100名中镇中占据了41席。这对学生们来说是升入名校的保障，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夏天的教室里常年飘着风油精的味道，想打瞌睡的时候，同学们就会打开风油精涂在太阳穴让自己保持清醒。风扇声和笔尖擦过纸面的声音构成了这里唯一的声响。洪昊昀往往坐在教室的后排，戴着耳塞，沉浸在书本和试卷里。
父母期待她能保持入学时的好成绩，延续自己年轻时没能完成的大学梦想。为了让她安心学习，父母在高中附近租了一间公寓，每天风雨无阻地给她送盒饭。期待背后有着深沉的焦虑：母亲担忧，女孩子到了初高中后学不好理科。
在校外，父母给她报了昂贵的培训班，买了厚厚的竞赛辅导书。洪昊昀也因此对父母有着难以言说的愧疚感，即使有喜欢的东西也会忍住，不向父母提出额外的需求。“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只有在成绩上足够优秀，才能消弭她的一部分愧疚。
刚上高中的时候，洪昊昀竞选成为班级团支书，尝试组织班级的各类社工活动，同时加入了广播站。精力的分散让她在高二时跌入谷底，她发现自己明明会的数学题却永远拿不到分，年级排名也从掉到了两百名开外。
“落差感很大，感觉自己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她降低了社工活动的频率，停掉了在广播站的工作。下课时间，她就会去问老师问题或者自己做题，并不像其他同学互相聊天或是相约去小卖部逛逛，午自习也独自跑到自主学习室里学习。有时候她看着别的同学之间嬉笑打闹或者一起参加文体活动，觉得她们的状态也挺好，“但当时的自己铆着一股劲，我觉得我要达到现阶段的目标，考一个好的高考成绩。”
毕业六年后回到校园，她看到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娴熟地用着手里的平板，自习室里多了能够进行志愿模拟填报的触摸屏终端，有高考完的孩子正在埋头在厚厚的习题册里准备下午的三位一体考试。
“那是我之前最喜欢的位置，靠窗的”，她指了指女孩坐的地方，而当时的她看到窗外的未来是模糊的。“我虽然是从小镇来的，但我不是小镇做题家，我超级讨厌题海战术。”她曾经看到过有的同学在自习室熬到很晚，但做题时的暴躁和努力显而易见。在洪昊昀的理解中，弄清楚题目的原理并不需要过多的样本去进行强化，更需要的是掌握底层逻辑和技巧。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错题，一边抄写错题一边思考不同的解答方法，并且在脑海里绘制不同题型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思维导图。
每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洪昊昀就会在这道题的作答处打一个红色的、表示正确的勾，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打心眼里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值得的，把这件事做好，包括弄懂错题，这些事情会给我很强的正反馈，蛮开心的。”
“我更想拿图灵奖”
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对洪昊昀来说并不是一段愉快的假期，她被调剂到清华大学机械、航空、动力专业大类，进入机械实验班，成了全班20人中唯一的女生，也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妈妈当时就很伤心，觉得我以后可能会遭遇核辐射，我爸也觉得不如选其他985学校，女孩子读个金融就挺好。”对于陌生的大学教育和即将远行的女儿，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介入的父母陷入了无法避免的恐慌中。她试着先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然后自己做选择的原因以及最好、最坏的预期都讲给他们听，就像这次参加世界小姐大赛一样。
大学广阔的平台让洪昊昀看到了更多种可能，有的同学积极做社工，为之后进入机关单位做准备，有的同学发展了各种社团活动，也有埋头“卷”绩点，或是醉心科研的。“我看到了很多条路，但是我对每条路的理解都不清晰，就觉得可以先走走看看，”洪昊昀说。
一位满绩点的学长曾经告诉她，尽管成绩名列前茅，但他有时候也会失去追求满分的意义感，好像得到更多的是技巧而不是价值。身边的例子也提醒她，如果认为不拿到某个机会就完蛋，或者一件事情做失败了人生就没有希望，这样的单一评价体系会把一个原本就脆弱的人击垮。从那时起，她放弃了对绩点的强烈追求，想去做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即使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她也很难提起对机械专业的喜欢，反而在自选的计算机科学课上听得津津有味。“开始听不懂，但觉得好有意思。它有很多术语，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通过程序语言的逻辑马上能四两拨千斤地解决，是一个很巧妙的转换。”她认同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筛选到了喜欢的路经。”
然而，计算机系转系竞争激烈，转系失败，甚至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困境。“你是高考生，以前连编程都不会，你拼得过那些男孩子吗?”父母质疑。
为了证明自己的数学能力，弥补大一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成绩的不足，洪昊昀辅修了统计学的专业课。同时，她为最坏的结果做了备选方案：她还听了社科经济的课程，如果转系不成功，她就换个专业，或是继续研读机械专业。“其实我算是一个思维很系统的人，我做一件事情不会只有单一的目的，也不会只想到最好的结果”，她这样形容自己。
洪昊昀记得，有一次自己去图书馆自习，因为想屏蔽来自外界的信息专心学习，就把手机放在了寝室里半天。结果父亲联系了学校的保安和老师焦灼地找她。她意识到父母对她的依赖和紧张，但并不想因为成为“合格的女儿”，而打乱自己的步调，“我得自己先冷静下来，再去安抚他们。”
大二时期，她有时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北京的冬天气候严寒，为了赶几门课程的作业，每周四晚上她都会通宵写作业，然后周五一整天冷得发抖。
“我是自己安排在那个时候的，时间很紧，不做完就会一直拖延。”洪昊昀并不觉得自己是“卷王”，努力是这所中国最高学府里的常态。她开心于自己能有这样自由选择的权力，能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的幸运，当然，她也害怕自己拥有更多机会之后，做错选择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今年，她放弃在清华读研，选择出国读博,这依然是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小众选择。7月底，洪昊昀将前往阿联酋攻读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学位。“我想当世界小姐，我更想拿图灵奖”，对着镜头，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