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了1600多份线上简历、50份线下简历后，张扬终于得到一份工作录用通知。年薪20万元，包食宿，工作地点在非洲。
应届毕业生李薇薇也在关注非洲就业，契机源自一篇“外派非洲加纳，做财务工作”的分享帖。彼时，她刚刚结束了在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没有转正成功，前路不明。
从“基建”到“外贸”，一些毕业生瞄准了海外求职，他们想在这里找一条“出路”。李薇薇看到的帖子，几乎都是“在非洲工作3年，攒够一线城市的首付”，“外派挣到人生中第一个四十万元”等内容。一种观念在年轻人之中流传——“能吃苦，非洲就是挣钱天堂。”
在社交平台上，张扬开设了一个个人账号，更新“非洲打工日记”。账号发布的帖子下，不乏咨询驻非渠道、经验的评论;也有人表示自己也即将抵达非洲。但是，作为毕业班的班长，张扬在统计就业率时发现，班里还有很多人没交“三方协议”。他问其他同学想不想像他一样“出去工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说：“国内还没有工作过，怎么敢轻易往国外去。”
而在非洲工作一周之后，张扬发现，这里的冰激凌比国内“甜10倍”，晚高峰也会堵车，他在车里拍天上的云，有人评论“向往，赚几年钱就回国”，他回复：“现实没有这么理想。”
出路
某专注海外招聘求职网站的工作人员王泽林告诉记者，今年，应届生找驻外工作的比例多了，“这种趋势从2021年开始缓慢上升，在今年表现尤为突出”。
一些留学生，也开始找驻外工作。在王泽林看来，“这是从前很少见的”。一位今年毕业的英国硕士留学生曾向他咨询驻外就业的问题。对方表示，由于学制原因，自己4月才毕业回国，几乎错过了春招和秋招，目前已经“空窗”了一段时间，感到非常焦虑，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更多考虑海外求职的，是一些在春招和秋招中失利的国内应届毕业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其中很多毕业生来自“双非”院校，在国内找工作没有回音之后，开始关注驻外工作。
李司棋是某“双非”院校经管学院毕业年级的辅导员。前不久，年级里的一个男生签署了外派非洲就业的“三方协议”。这是一家行业头部的中资企业，在李司棋看来，如果不是需要外派非洲，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可能连简历筛选这关都过不了。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找到理想的“大型”企业，大多数人得来的回音几乎都来自中小型企业，甚至有一些是华人在当地开办的公司。这往往意味着，求职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分辨公司是否合规、靠谱。在拿到来自非洲的录用通知之前，张扬筛选过很多工作邀约。由于担心落入金融诈骗与电信诈骗集团，“东南亚的都被拉入黑名单了。”
王泽林告诉记者，大部分中国人去海外应聘的都是技术岗位与管理岗位，一直以来，海外企业招聘需求多集中在财务、销售、翻译、工程管理等。
李薇薇本科学的就是会计学。大学毕业的时候，李薇薇是宿舍里唯一一个“出路待定”的毕业生。“每天都在刷招聘网站，投了三五百份简历，初筛过了的20家都不到，能走到谈薪那一步的岗位，对应聘者的学历要求都只是专科。”
在找驻非洲的工作之前，家人希望她回到老家凉山四川省彝族自治州考公考编，李薇薇并不愿意。2019年，她通过高考到了成都上大学，“如果生活在以前的环境里，我可能会想早一点出来工作，家里还有弟弟在读书，我想帮父母缓解压力。”但在大学，她见识了很多别样的活法，更想去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凉山的父母并不能理解女儿铁了心要去非洲工作的原因，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一个月里，他们不断给女儿分享各种关于国外局势动荡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只能得到李薇薇一个微笑表情作为回应。后来，父母不再多说什么。
毕业前，她曾进入四川一家头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如果可以顺利转正的话，第一年的月薪在4000元-6000元之间。
2022年12月底，李薇薇作为实习生参与了事务所的工作，“基本上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尤其是年审那段时间，是没有周末的，半个月休息一天。”
“时薪很低，非常不划算。”李薇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即使是这样的工作节奏，工资也只够覆盖房租、交通、吃饭等生活成本。但如果在非洲，公司“包吃包住”，挣来的钱，就是可以攒下的钱。
李薇薇明白，非洲工作并非只有“光鲜亮丽”，高薪背后是枯燥、危险与孤独，“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出去的话，可能又会觉得痛苦，但是现在连出去的机会我都还没能拥有，至少可以先试着，不然我真的会后悔。”
她一边实习，一边通过各类平台找在非洲的工作，“投的简历不多，目前可能只有50份。那种特别小、特别新、员工不超过100人的公司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就算录用了我也不敢去。”她选择的，大多是大型央国企、上市公司、知名外企，以及一些靠谱的、有“背书”的其他企业。但是，截至目前，50多份简历无一回音。
今年4月，临近毕业，李薇薇的未来仍旧不明朗。她只好先通过校企合作的途径进入成都本地一家公司实习，然后等待转正。据她了解，这个岗位正式员工的薪资税前3500元，大约是驻外工作的五分之一。
现在，她对未来的规划逐渐清晰，这份实习虽然薪酬不如人意，但好在不加班，“能转正的话，我就可以一边学习葡萄牙语一边上班，还能积累一些经验。”
这个凉山女孩希望蛰伏一年，给自己添些本事，再一次“走出去”。
博弈
对于很多应届毕业生而言，决定海外求职只是开始，从有想法到找工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很难准确搜集到海外企业的招聘信息，即使是外国语类的大学，学校推荐的驻外工作也几乎只会来自国资企业，很少出现其他公司。但是，这类企业招聘门槛相对较高，岗位选择也比较少。于是，海外招聘平台成了这些毕业生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一些人还会在经验分享帖下求内推，或者直接联系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的当地猎头投递简历。
但很多时候，求职者并不能完全信任提供工作岗位的平台，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次验证用人公司的可靠性。
一位求职者告诉记者，就算是在国内注册的企业，她也不能完全放心，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找真正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了解信息。有时候，看多少网络帖子都不如听到熟人一句“放心来”。
张扬记得自己曾经收到过几家外贸公司的录用通知，但都拒绝了。“有在非洲卖衣服的、也有在非洲卖汽车的，看起来不是很正规，他们的注册信息显示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这样的信息核实在张扬求职的过程中总是发生。为了筛选靠谱公司，他费了大力气。
张扬还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包括不找没有官方网站的公司，不找在网络上新闻信息不丰富的公司，慎重考虑社交媒体上“有差评”的公司。另外，“一些靠谱的公司会标注‘无中介费、劳务财险费’。”
不标注的，很有可能是中介。中介也是找工作的一个途径。他们的话术通常是“先交8000至1万元的中介费，包找工作、包环境好、包单人宿舍。护照、签证一条龙服务，工作一个月几万块，两个月回本。”张扬了解到，做非洲生意的中介收费相对较少，如果是日本或者新加坡，价格更加高昂，“十几万元的都有。”张扬觉得很离谱，但他猜测这些中介采取的就是“广撒网”的策略，一些家庭条件有困难，或者急切想出去的人可能会相信。
最终，张扬选择入职的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外派非洲加纳。收到录用通知是在今年4月，喜悦之余，他立刻删掉了自己在海外招聘平台上的简历，不再接受相关的信息推送，他告诉记者，有简历挂在网上，中介就会一直打电话。
对于海外求职的人来说，收到录用通知并不意味着“放心”。在接受这家上市公司的入职邀约之前，张扬和驻地的工作人员视频了很久，检查工作及生活环境。此后，他持续地关注着国际新闻，“前段时间加纳的局势比较动荡，我就问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能否保证安全。”
人力资源部门回复，当地动荡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影响，公司的院子里面有两个带枪保安，绝对保证安全。张扬了解到有将近5000名中国人驻加纳，当地大使馆很有保障，才放下心来。
据了解，大部分公司都会给驻外工作者配备一个小型医务室，张扬告诉记者，国外生一些小病，都有药物可以治疗，如果生大病就只有回国。但是，一旦遇到公司医务室无法处理的问题，在外看病产生医疗费用，该如何支付，他还没有想过。
王泽林向记者介绍，一般企业会给驻外工作者购买专门的保险，据了解，此类保险的保障范围通常包括意外身故/残疾、境外医疗费用(包括传染病治疗)、住院津贴等。
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给员工配备类似的商业保险。
甚至，搞清楚驻外工作的薪资计算方式，对求职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外派非洲的薪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常工资，另一部分是海外补贴——企业会综合外派国家的各方面条件给予员工补贴。虽然承诺的薪水大多是国内同岗位的2-3倍，但在非洲，工资拖欠却是常有的事，张扬告诉记者，“有一些工程类的工作可能会在工期结束之后发放，或者半年一发。还有一些公司会在合同上写‘国内工资5000元，出国补贴15000元，分两个卡打，一个打美金，另一个打人民币’。”类似的信息都要和公司提前沟通，这是驻外就业谈薪博弈的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在海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这些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去越南胡志明市工作之前，22岁的刘颖认为自己摆脱了不停加班的工作模式以及同辈之间竞争的压力。“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新鲜的体验可以带给我很多力量。”
刘颖在网络上标记了当地的一些咖啡店，她想在工作之余去打卡，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出国前的国内培训期间。公司的同事告诉刘颖，“单休，周末可能也要加班;园区距离胡志明市很远，下班去喝咖啡的设想几乎不可能实现。”
而在安哥拉工作的陈辉，对非洲有一幅想象的画面——每年6月，成群结队的角马浩浩荡荡朝着另一个草原远行，扬起沙尘滚滚。
陈辉本来在武汉有一份工作，年薪十几万元，未来清晰而稳定。但他还是决定远赴非洲，冒一次险。
去安哥拉上岗之前，陈辉也在公司总部培训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一些传闻：“没有休息、工作强度大。”他对工作的期待逐渐被消磨，觉得自己的选择可能草率了，临行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次没法收手了。”
在安哥拉，他待在一个像营地一样的园区里，园区四周用集装箱搭起了很高的围墙。他被分配了一间长7.5米、宽2米左右的集装箱房。狭长的房间配备了空调和独立卫浴，里面还放着一张床和一张书桌。陈辉记得，铁皮房子里很闷热，每天中午空调必须调到16摄氏度。
公司为员工请了中国厨师，还有菜地和养殖区。“杀一头牛能吃很多顿，但已经很久没吃牛肉了。”陈辉说。
到非洲之前，陈辉觉得自己即将前往一片野性而自由的土地。但到了之后他才发现，在这里“自由”意味着“放弃保护”。在陈辉到安哥拉之前，公司所在的园区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之后，就加强了日常管理，员工不能随便外出。驻安哥拉半年的时间里，陈辉只因公出差去过一次马达加斯加，“别说去看动物大迁徙了，连当地的商场都很少去。”为了安全，大多数时候，他都被“困”在为中国企业专设的园区里，篮球、图书、Switch游戏机是最忠实的伙伴。
“这里的门卫都扛着枪。”陈辉觉得，虽然社会治安不好，但中国人在当地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生活的枯燥和乏味尚属陈辉可以接受的范围，但他从没想过，自己到安哥拉工作半年的时间里，只休息过两天。并且，由于时差的原因，他的工作时间总被无限延长，“领导经常晚上九十点发个消息，要求立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今年4月，陈辉申请休假，得知被批准的那一瞬间，“喜悦溢于言表”，“领导15号批示，16号就走”。
这次离开，他没打算再回去。
不过，即使同是外派工作，不同的国家、地区与行业也不尽相同。一位在苏丹工作了近10年的中国人告诉记者，也有一些驻外工作的中国人不愿离开，因为那里“生活简单，工作环境单纯”。
张扬前不久赶往加纳就职，他和记者说：“很适应。”住在“楼”里，楼下就是工区，工作时间朝九晚六，公司有健身房、排球桌、KTV、电影院等，车队、保安、中国厨师也是标准配置。
不久，刘颖也乘机赶往越南胡志明市上岗，她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胡志明，期待和你发生的故事，喜乐或苦难我都会全盘接受。”
放弃与重启
李司棋作为辅导员接触过一些想去非洲就业的同学。她了解到，有几位同学确实参加了面试，但最终都选择了放弃。在她看来，“去非洲找工作好像是同学们在挤过求职独木桥时，忽然发现有人游泳也能过河上岸，想着自己也跳下去试一试。”李司棋说，驻外就业很多时候只是扮演着“备用选项”的角色。
2022年5月，何晨曦拿到了一家专做非洲电视信号覆盖及内容供应的中国企业的录用通知，外派非洲，解决北京户口，年薪30万元左右。当时，她刚刚经历过秋招被毁约，人被困在新冠疫情中的上海，春招几乎停滞。“这个机会，确实缓解了我找不到工作的焦虑。”
但家人迅速地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非洲危险且遥远，一个女孩子把3年的青春时光耗费在那里，“回来连男朋友都找不到了。”从小养育她长大的外婆表示坚决反对，宁愿她回家做“全职外孙”。
何晨曦后来放弃了这个机会。她最终进入国内一家媒体工作，年薪15万元左右，解决北京户口。
“不可否认，那份非洲的工作让我意识到人生是旷野，别为眼前事焦虑。”
王泽林见过很多主动离开非洲的人，也见过一些去而复返的人。“经济压力、职业经历都会是他们重新回来的理由。”
在非洲，这样的纠结与反复每天都会发生。
回国之后，一天投十几份简历，不到30天，陈辉投递了将近500家公司，行业涉及方方面面，但几乎没有回音。
他开始怀疑从非洲辞职、回国就业的选择是否正确。
从4月休息到5月，家人已经开始催促陈辉找工作。但失去了“应届生”身份，找工作对他来说变得更难了，他不得不再次把目光转向非洲。
“我现在正在联系一些安哥拉的朋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
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搞清楚了非洲的生活，所谓孤独、娱乐匮乏、物质保障不足都不是离开最重要的理由，他也时常想起安哥拉漂亮的大海，园区的黄昏总有彩虹出现。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节奏与行业性质息息相关，不论国内国外。
记者再一次联络陈辉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说，自己甚至考虑去快餐店，“我们这边麦当劳时薪11.6元”。
他还在等待，不论是来自安哥拉还是国内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