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节，《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重庆农村乡下发现，因青壮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和还在读书的少年、儿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结构，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撑。
针对农村“空心化”，当地驻村干部和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也同时表示，更需要有顶层设计。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来解决相关问题，并推进乡村振兴。当地群众对浙江“千万工程”实践中的“农业标准地”改革颇为期待。
“空心化”忧虑
“近些年，除了春节时年轻人回来几天，其他时间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2月13日)时，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村民组长程三说，年轻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该村民小组所在的区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亩)，上次分地是几十年前，所以现在30岁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没有土地。按说，要等原来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腾出土地指标，后面没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队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种地了。”程三说。
土地账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亩地，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小麦、玉米、高粱，哪怕是换季轮种让土地一直不闲着，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1400元，这还没扣除人工费用和肥料钱，扣除这两样，实际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譬如养鸡或者养鸭、养猪?”记者问。
“农村搞养殖业，现在基本上都是散养，扣除人工和饲料钱后，养得多亏得多，所以大家都不养了。”程三说，农村散养根本没办法跟城里的规模养殖业竞争，加上现在村里平时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仅有的一点养殖业，也主要是村民自己养来吃的鸡、鸭和猪，极个别有精力的村民会适当多养几只，出栏后会出售贴补家用。
“还有没有其他副业可做?”记者问。
“没有了，现在村里‘一老一少’的人口结构，上是70岁以上，下是17岁以下，去掉80岁以上和12岁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现在连播种、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请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给150元的工钱。”程三说。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人种。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黄土坡’上前些年‘退耕还林’满坡种的桉树2023年也全部砍掉了，这是不是‘退林还耕’?那些地现在是谁在种?”记者问。
“上面安排来集中砍的，桉树对水资源影响过大，桉树砍掉后那些地也没人去种，村里(生产大队)就请人来种上了一些东西，也没人去管理。”程三说，村民在山坡脚下自己的地都没人去种，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没有精力顾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农活经验的现在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基本上没人能担粪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种地了，这个年纪，自己去把坡上的粮食收割回来，也很艰难，所以就不种了。”程三说，现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3000—5000元，虽然也辛苦，一年下来总归有4万—6万元的总收入，这比窝在乡下家里务农收入要高20倍，这个账很容易算，所以年轻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庆市某报业集团下放到某县的驻村“第一书记”李巡称，这不是个案，是普遍现象。目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很严重，土地撂荒问题也较为突出，表面上看，“18亿亩耕地红线”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没人种的现象仍很刺眼。
“现在我们村的解决办法是，请人种一些地，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李巡称，“大家都知道存在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解决办法。”
“即使把粮食价格翻2倍、3倍、5倍也没人种，因为一是干农活是体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20倍;三是农村产出的粮食及养殖产品因过于零散，难以低成本快速卖到城里。”李巡说，何况粮食价格还不可能涨2—5倍。
次第城镇化
“春节后我还会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吴成称，他在深圳打工超过25年，前些年已经做到了一个生产厂厂长的位置上，之前主要因为疫情原因，回家休息了两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经不适应乡下的生活及节奏了;二是返乡后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长期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过这一次吴成的妻子没有跟随他一起南下，她选择了“返乡创业”。
所谓创业，就是在县城开店。然而，2023年，吴成妻子开的奶茶店垮了，另开了一个韩国料理店，后来也开不下去了，休整两个月，又去开了一个“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没什么生意。一年多下来，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积累的几十万元积蓄，基本都被“创业”消耗了。
吴成妻子的经历，也许只是个案。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该市全年促进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17.32万人，其中，返乡创业2.72万人。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69个，全年实现总产值371.8亿元，吸纳就业5.78万人。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该市农民工已返乡87万人，其中市外返乡73.2万人，占市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8.3%;市内返乡13.8万人，占市内乡镇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
该市从市外返乡人员中，从广东、浙江、福建返乡的最多。
2022年，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约为791万人。所以当沿海用工情况发生变化时，返乡的人数便不会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村里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要么在县城买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镇上买房搬走了。
几年前，该村民小组的东侧修建了一条一级公路，往来车辆时速可达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该村比其他山区或偏远区县有很好的交通便利优势。不过尽管如此，乡下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以及商业化便利程度，还是赶不上乡镇、县城，因此大家都搬到了县城、乡镇。
不知道这种“城镇化”，是否体现在相关统计中。
重庆市发改委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2022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96%，较2012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0.1%，较2012年提高10.7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发展动能得到加快释放。”
当地村民称，其实这些搬到县城、乡镇去住的人，绝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买在了这些地方，人还是照样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旧是“一老一少”，只是在县城、乡镇住的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他们的收入不再依赖土地，不需要再种地。
不过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老家修建房屋。这类人分成三种：第一类是在县城、乡镇购买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庆修建房屋的人，这类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仅春节时有人回来住几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赚钱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乡，有一个“落脚处”;第三类是村里的“首富”，将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别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邻村几个兄弟，据说前些年做房地产挣钱过亿元，在老家修建了豪华程度不亚于大城市别墅的几幢楼，这些楼外墙上还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挂装饰，是附近村“最靓的仔”。
不过，这些乡村别墅跟其他农村房屋一样，绝大多数时间都空着，无人居住。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巡2月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我写了一些日记，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要减少‘空心化’，其实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人怎么留下来?这是个系统问题。”李巡说，“农村人的发展、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后代怎么发展等问题，其实很复杂。”
他追问道：“如何让农村产生吸引力?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经济专家也许比我更懂，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重庆市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勇2月19日称，目前中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表面上看是“无解”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点上的突破，来逐步推进面上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
他建议的六大解决途径分别是：一是进一步促成机关事业单位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并将县、乡机关干部及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沉到乡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过他们来带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能人带动，让更多的能人当村支书，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在外面开过眼界，还有资本、有能力，让他们来帮扶、带动农村致富。三是产业带动。四是靠发展特色旅游来带动乡村致富，特别是越偏僻、越荒凉的地方，独特的风景会吸引游客，就会带动经济发展。五是搞一些乡镇整合，有些自然村和乡镇人丁稀少了，就要进行合并、整合，把人员集中起来，把土地集约利用起来，委托第三方进行综合诊断并做方案，整体规划，发展新农村。六是吸引主体在乡、村的示范性养老，吸引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人来了，钱就跟着来了。
李勇说，他所在的机构近年来为川渝多个地方做过相应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目前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还在于农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还需要先行先试，要敢于试点，不然外来资本没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个方案，计划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腾出200—300亩农村建设用地来盘活整个项目，但是，暂时卡在用地政策无法突破上。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到保障。原国土资源部此前已经有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推这个事情”。
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者称，据他此前对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地调查、了解，其实质是通过创新体制，引入各界资本下乡，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鲁家村就有着成功经验。“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吸引投资20亿元，一个浙江北部的贫困村，一举成为国家级标杆项目——在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创新。
在“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严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厂。
2024年1月5日，重庆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在会上提出，要“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千万工程”是*总书记在浙江时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四千行动”，是指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截至记者发稿，群众最为期待的“农业标准地”是否会在重庆迎来创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