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耗时4年8个月，12月2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这也是该草案的四审版本。
作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证券法诞生20年来，总计经历了一次修订（全面整体的修改）和3次修正（局部个别的修改），如果此次证券法四审获得通过，那将是其第二次修订，距离其上次修订已有14年时间。
证券法四审能有如今的进展，殊为不易。因其牵涉到上亿投资者、数以万计的企业以及大量投资机构的切身利益，要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不小。加上2015年4月草案一审以来，A股市场颇不平静，也给证券法修订带来了客观上的难度。
总的来说，时至今日，各界对于证券法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寄予了更为乐观的预期。
第一，证券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在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民营企业的股权和债务融资，硬核科技初创企业上市，产业转型升级，都需要强大、高效的资本市场与之匹配，而证券法是确保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
第二，证券市场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注册制从科创板起步并将扩展到创业板，证券行业向外资大幅放开，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品逐步上市并扩容，变化后的市场也需要新的法律规则加以规范。
梳理证券法修订草案四审版本，其中亮点颇多。比如，对证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将存托凭证、资产支持证券、资管产品纳入证券范围，这符合市场的新变化。又比如，将“持续盈利能力”改为了“持续经营能力”，而淡化盈利要求正是推行注册制的题中之义。
再说投资者保护。在整个A股生态当中，中小投资者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券法诞生到如今的修订草案四审，投资者权益保护，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都是主线，也最为公众关注。
相比现有规定及三审版本，修订草案的四审版本大幅提高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按照违法所得计算罚款幅度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1~5倍，提高到1~10倍；实行定额处罚的，由原来规定的30万元至60万元，分别提高到最高200万元至2000万元（如欺诈发行行为），以及100万元至1000万元（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行为）、50万元至500万元（如内幕交易行为）等。
这种变动，可以说是对市场各方长期呼吁的一个积极回应，对提高违法成本，震慑违法行为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损失通常数以亿计，即便将顶格处罚提升到2000万元，也很难完全覆盖违法行为的潜在回报。
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单纯提高行政处罚额度并非一劳永逸之策，因为违法者更容易看到潜在回报率而非潜在风险，违法造成的损失也不能通过罚款弥补给投资者。
因此，鼓励和引导投资者利用法律手段，主动向违法的上市公司索赔，是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
可喜的是，为了减少投资者维权的难度和成本，证券法修订案四审版本明确：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法院登记，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此外，投资者保护机构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
猛一看，这种安排有些类似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但仔细研究就能发现，两者有很大不同。投资者保护机构并非律师事务所这类商业实体，其不以利润回报作为目标，在代理投资者维权方面，显然会更具公心，投资者的法律成本也能大幅降低。
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证券法修订草案四审版本可以说已历经各方充分博弈。我国证券市场规模已高达百万亿元量级，参与者众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并非一个静态常数，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追求绝对正确的解决方案，不如解决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迈出关键一步远比站在原地纠结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