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了8份简历后，周莉接到一家保险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
“36岁，离异带孩子”，电话那头，面试方得到这几个关键词后，打算提前结束通话。这个举动激怒了周莉。她大声质问，“离异带孩子怎么了?”对方解释，“你家孩子那么小，身边还没个男人，怎么可能有精力工作?”
“去你大爷!”周莉骂了一句，直接挂断了电话。
周莉个头不高，性格爽朗，是个大嗓门，之前在一家规模很大的医药上市公司做行政专员。“我去的头三年，是劳务派遣过去的，后来转成集团直聘。”尽管她在公司非常卖力，但由于不是技术岗，可替代性较强，她经常担心被裁。尤其是越来越多有着985、211甚至海外背景的年轻人加入后，这种担心愈演愈烈。
她一度很讨厌被部门经理拉去应酬。这几年她发现，领导连应酬都不想叫自己了。同事对她的称呼，已经由最初的妹妹、姐姐，变成了现在的阿姨。公司领导曾经亲切地唤她小周，现在则直接用“嗨”和“那个谁”代替了。
周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来了。
危机首先和年龄有关——无论公务员考试还是互联网企业，往往将35岁以下作为准入门槛。近日就连四川一家道观招募道士，在没有任何“工资报酬”的情况下，都把年纪限定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而到了裁员的时候，这个数字又会再次成为一个无形的衡量标准。全国总工会2022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35-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在他的提案中也提到了35岁现象，“‘35岁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极易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就业市场人才浪费与断层，增加劳动者焦虑，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35岁+，离异带娃
周莉的职业危机开始得早，她工作起来因此格外卖力——为了在公司长期干下去，她牺牲了很多私人时间，婚期也一拖再拖。而当她休了一周婚假，再回去上班时，发现原来的工作被年轻人顶替了。站在熟悉的办公室里，周莉意识到，公司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
她求助部门经理。看在是老员工的份儿上，经理给她换了工作，还给了后勤主管的名头。
意识到危机的周莉，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她不仅负责公司快递、信件、包裹收发，还得订购办公用品、桶装水，以及给出差员工订酒店、车票等，俨然成了后勤专员。为了保住工作，她拿出了对待“甲方爸爸”的态度对待领导和同事——笑脸相迎，毫无怨言。
32岁那一年，周莉有了女儿。她休完3个多月产假再去上班时，之前负责的后勤工作，又被年轻人接手了。
经过一番协商，周莉再次换了岗位——电话客户主管。这份工作需要她每天接听8个小时客服电话。这当然是份听起来有些无聊的工作，但周莉觉得，还得全力以赴。
那之后，她的生活中，除了接听电话，就是回家带娃。孩子两岁那年，周莉离婚了。她给出的理由是，两人价值观相差太大。离婚后，女儿跟了妈妈。
2022年，周莉35岁，这是她在这家公司的第14年。离婚的打击和生活的压力让她长期失眠，每天大把大把掉头发，整个人疲惫不堪，眼角纹和颈部的颈纹也多了起来。她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虽然眼下这份工作让她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没有勇气辞职。
2022年1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周莉被裁员了。没有理由。
压力陡然增加——前夫虽然会按时给孩子抚养费，但其中不包括周莉的开支。她每月还需要支付2000多元的房租及各种生活费。
刚开始的几个月，她去批发市场买了些女孩饰品，拿到夜市上售卖，生意还算不错。随后受疫情影响，夜市开不下去，小生意慢慢黄了。2023年春节过后，周莉开始四处投简历，求职意向仍是行政主管。她一连投了8个公司，只有一家给回了电话——也就是被周莉骂“去你大爷”的那家公司。
接下来再投简历时，她把求职意向中的“主管”换成“专员”。但愿意录用她的公司寥寥无几。她只好和无数毕业生挤在一起，参加所在城市的春季招聘会。为此，她特意穿上职业装，打印了几套精美的简历。
35岁的门槛，依然赤裸裸地出现在招聘会现场。
周莉发现，自己中意的岗位，基本都要求“35岁以下”。倒也有企业注明，“条件特别优秀的应聘者，可以放宽年龄”。但当听说周莉“离异带娃”时，又马上以不合适为由，结束对话。
眼看无法在招聘会上找到工作，周莉突然想和这些企业较一下真。
她径直走到一家只招“35周岁以下”员工的公司前，问对方这是不是年龄歧视。
人力毫不掩饰，“年纪一大就事多，带孩子不加班，出去应酬不喝酒，我要这样的干吗!”
没等对方说完，周莉起身离开。
被职场抛弃的中年男人
许佳最近也频频出入招聘会。但显然，“金三银四”的职场规律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了——他38岁——一个职场上略显尴尬的年纪。
许佳失业半年了。他看上去也很符合人们对中年失业男人的想象，消瘦、沮丧，每说几句话，都要深深叹上一口气，仿佛很久没有过好运气了。
他的霉运就是从失业开始的。
那之前，许佳的人生还算顺利。他从农村考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运营部门，一步步从普通员工做到管理层，年薪最高时拿到过50多万。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没有靠家里，他在大城市买房、娶妻生子。一切的顺遂，在2022年10月份变了。
去年9月初，许佳的妻子生了二胎。为此，他专门请假照顾家人。10月份再去上班时，公司直接告知，他被“优化”掉了。所谓“优化”，就是裁员。
实际上，许佳被裁掉之前，他所在公司的业绩也不断下降，有人陆续被裁。而且，这两三年间，公司几乎没再招录新员工。即便如此，许佳也没有意识到危机，“我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每年考核也是优秀，和领导关系非常好，怎么可能裁我呢?”更何况，数次裁员行动中，并没出现任何波及到许佳的痕迹。
坐在即将失去的工位上，许佳给三个私交较好的领导发微信，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留下来。而他分别得到的回复是“兄弟，珍重”“你会有更好的作为”，以及“年轻人都不想招了，别说咱这个年龄的了”。
许佳“认命”了，他领了补偿金，收拾好工位上的私人物品，默默离开。没人和他说再见。
乘地铁回家的路上，他脑子里满是房贷、车贷和养两个孩子的花销。对于这件事，妻子没怎么抱怨，只是催他快找工作。
许佳学的是通信工程，他一度认为这个专业很好就业。于是，他重新写了简历，在招聘网站上投放。“总共投了几十份吧!”许佳不是不想多投，而是很多公司招聘时，直接把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他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
那些不限制年龄的公司，提供的岗位多是销售与客服。这类岗位，也无法给他开出期望中的“3万月薪”。刚失业的时候，许佳放不下身段。一次，他接到某医药公司人力的电话，对方说，销售岗每月底薪1700元。许佳说，“你们也太黑了!”对方直接回怼道，“你都快40岁了，还有什么可挑的?”
慢慢的，许佳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不断下调应聘岗位和期望薪资。到最后，干脆连工作也不想找了。他每天和朋友外出钓鱼，白天钓，晚上也钓。为了钓鱼，他不仅不带娃，有时连饭也不在家吃。妻子抱怨起来，他振振有辞，“网上很多人拍钓鱼段子都成网红了，挣了很多钱，我也可以走这条路。”
不久前，他终于等一个面试通知。那是一家国企性质的保险公司，提供的岗位是“电话续保专员”，工作内容是坐到办公室，催买车险的客户续保险，月薪上限8500元，保底3200元。实际上，这个岗位的要求也是35岁以下，招聘方自称给许佳“走了个特批”。
迟迟找不到工作后，他心动了。“那是一家国企，虽然挣得不多，但是稳定。”许佳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但其实，公司与他的用工方式是三方派遣，和国企职工待遇还是差了很多。
从做外贸到送外卖
38岁的赵冬没有许佳那么挑剔。从前公司离开后，他做过销售，开过网约车，甚至还跑了几个月外卖。而他此前的身份，是在一家知名外贸企业做管理层，中间还有几年被派到海外。公司发展前景很好，赵冬收入也可观，早早就全款买了房。自从没了买房压力后，赵冬就进入了躺平状态，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会一直做一个快乐中产。
但从2020年底，他所在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国内同类业务的公司，不断到海外扩张，挤压了他们的业务空间。“公司订单越来越少，2021年下半年，一个订单都没有。”赵冬说，他们的工资降了30%，但所有人也都在等待转机，他们相信会有转机。
但转机没有出现。2022年春节过后，老板通知全员解散，复工时间不详。
赵冬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失业了。由于手头有些存款，刚开始的几个月，他没太着急。但时间一长，他的安全感越来越低——他急需一份新工作，改变这种状态。
同样因为35岁的门槛，他被多家公司拦在门外。
2022年4月，在朋友推荐下，赵冬到当地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市场部当起了销售。销售的工作并不复杂，无非是通过各种办法，让别人购买自家公司的产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赵冬几乎每晚都泡在酒场上。他的车子后备箱，永远放着茅台酒和中华烟。除了陪酒外，他还得经常替甲方负责人去幼儿园接送孩子、到医院照看甲方家的老人，甚至甲方家需要换个马桶，也是赵冬跑前跑后。
妻子受不了了，说他“越来越像个狗奴才”，并要求他再次换工作。2022年7月，和妻子一次剧烈的争吵过后，赵冬离开了那家公司。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去任何公司上过班——简历也投啦，但连个意向电话都没接到过。
因为此前应酬太多，他的体重从70公斤，变成了当下的85公斤。他疏于打理头发，坐在沙发上，肚子微微隆起。妻子说他一天比一天邋遢，“以前可不这样，不穿正装不出门，头发一丝不苟，还每天跑步。”双方父母也忍不住唠叨，“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干吗?”
最终，赵冬决定开着自家的SUV去跑网约车。而当他完成注册，正式跑车后才发现，这是一份性价比极低的工作——自己每天赚的钱，刚刚够给车子加油。
正当他准备再投简历找工作时，很多地方都因疫情静默了，连小区都出不去。
封控在家的赵冬，总算有了个不工作的正当理由。
再后来，妻子看到一则外卖骑手的招聘广告，建议他去看看。“以前做外贸，现在做外卖，也行。”赵冬自嘲，他随即按照广告上留的电话联系了对方。这个岗位没有年龄限制，对方只要求有一辆电动车。
外卖公司很快给赵冬办了出门证，他正式上岗了。彼时因为很多人出不了门，所需物资全靠外卖，每天订单特别多。“没什么人催送达时间，能送到就可以。”赵冬说，他每天早上7点跑单，到晚上10点，日夜不停。一天下来，能挣好几百，有一天甚至挣了1000多元。
这样的“好日子”在防疫政策放开后就到头了。他有时一天100元都挣不到。2023年春节，他思考许久后，决定放弃送外卖，“我担心，越跑外卖，越找不到其他工作，格局就是送外卖了。”
最近几个月，在人才市场，赵冬常常遇到他的同龄人。其中一个刚被地产公司裁掉的HR告诉赵冬，自己曾亲手刷掉过很多超过35周岁应聘者的简历。“我记得他说，在很多HR眼中，超过35周岁的人，工作热情和精力都在下降。”
赵冬不以为然，“这个年龄的人，经验和能力都很成熟，家庭压力只会倒逼他们更努力。”
来自体制内的年龄焦虑
但毫无疑问，赵冬的说法在职场上很难被认可——不光企业不接受，体制内也同样会将35岁作为准入门槛。前者甚至被看作是对后者的效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提到，“由于在一些机关单位的录取中，存在不要超过35岁的用人标准，也会导致有的企业有意无意地效仿”。
35岁的姜超，就被这条“死线”卡住了。
姜超是县人大的公务员，“上岸”那年，他26岁。工作第二年，他结了婚，妻子是在编高中教师，在省会城市上班，两人相隔80多公里。大多情况下，姜超只能周末回家，连续加班的话，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有了孩子后，这种两地生活格外难熬。
妻子和姜超商量，想让他调回市里。“但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根本没可能。”姜超说，他甚至连借调都不可能。2021年，33岁那年，姜超决定参加公务员遴选。
遴选，是上级机关从基层机关选人，属于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想要参加遴选的人，必须是编制内人员。和编制外职场一样，大多地方机关单位，要求遴选人员不能超过35周岁。
2021年9月底，当地发布遴选公告时，对于年龄的要求是，“一般在35周岁以下(1985年10月以后出生)”。
姜超彼时还没有超龄。10月上旬，他赶紧报了名。
遴选也有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笔试主要考政策理论水平、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满分100分，笔试成绩占总成绩40%。后期面试满分也是100分，占总成绩60%。由于几乎没复习，10月底笔试成绩下来后，姜超没有通过。
如此一来，他只能再战一年。
2022年，当地对年龄要求还是“35周岁以下(1986年10月以后出生)”。遗憾的是，姜超这次笔试成绩过了，面试却没过。
第二次遴选失败，意味着他没机会了——按照以往对年龄的要求，当地公务员遴选，大概率仍要限制在35周岁以下(1987年10月以后出生)，姜超生于1987年2月份。
被“35岁”卡住遴选的，远不止姜超一人。
去年，山东一名超过遴选年龄的乡镇公务员，曾就这个问题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得到的答复是，“会认真研究。”同样在2022年，河南商丘一位基层公务员，也向组织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组织部门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会不断落实此问题。”
有关“35周岁”就业年龄歧视问题，记者除了咨询了多家公司HR，还询问了几个地方的组织部门，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是，“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山东某市委组织部一官员给出的解释相对详细，“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时，对报考者的年龄，规定成35岁以下。”自此，不管国考、省考，还是国企、教师等，只要带编制的考试，纷纷将年龄卡在35岁以下，以至于各个私营企业也照此执行。
“其实，就现在的情况来看，35岁原则，不太适用了。”这位组织部官员说。
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显示，2001年至2020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岁。
或许正是基于这些现实考虑，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放开了招录公务员的年龄。
就姜超参加的公务员遴选而言，也有不少省份在年龄问题上有所松动。比如2022年，四川省直机关在公务员遴选时，对年龄要求是“一般为40周岁以下，部分职位可放宽到45周岁以下”;去年，湖南省省直机关遴选时，对年龄要求也是“一般在40周岁以下”。
“如果我们这里放宽到40周岁，我就还有机会。”但姜超又觉得，“这似乎很难。”
他有了辞职的打算。上过招聘网站后，又退却了——很多编制外的岗位也限制在35周岁。如果离开体制到社会上就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年龄困境。
失业许久的赵冬，最近倒是接到了一家外贸公司的面试电话。对方不介意他的年龄，给他的岗位是“驻外外贸业务员”。工作地点：埃塞俄比亚。
如果接受，意味着他和家人要无限期异地分居;如果不接受，他则会继续被挡在35岁的“就业玻璃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