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打工”，正在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职场话题之一。自去年以来，香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建筑、餐饮、护工等行业尤其缺人，“洗碗工月入两万、外卖员月入三万、建筑工日薪2600元”，这类消息传到苦于找工作的内地年轻人耳朵里，激起了他们去香港打工赚钱的念头。
但去香港打工，要跨过一道“窄门”，最大的困难是获得赴港的合法身份。为此，许多人寄希望于中介，有的还被骗了不少钱，还有人寻路无门，冒险“打黑工”。但去了香港才发现，“香港赚钱香港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好在，香港也正敞开怀抱，降低了对高层次人才来港的要求。但在输入外劳上，一直处在摇摆状态，没有实质性的政策落地。许多人还在等待，也有人已经看清，拨开香江彼岸的绮丽幻梦，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残酷的生活真相。
香港严重缺人，打工人跃跃欲试
10平方千米的香港九龙城区，容纳了38万人口，抬眼望去，四处皆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楼，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是金贵的，容不得浪费，一旦有房屋空闲，新来的务工者会迅速补位填满。
前段时间，林乔乔感觉自己的社交账号就像九龙城区一样，“快要挤爆了”，她分享了一篇在香港做车展兼职的笔记，每天640元港币(约合人民币576元，港币对人民币汇率为0.9)的收入打动了不少求职者，“香港工资真这么高吗?”“怎么能来香港打工?”询问私信不断涌来。
保姆、护工、美甲师、服务员是询问者最常提及的职业，有人问：“在香港做建筑工人，一个月能挣上四五万吗?”林乔乔特意去查了新闻，发现在2022年，混凝土工人的日薪就已经涨到2600元港币，这让她有些咂舌，“没想到这么多人想来，也没想到真这么赚钱”。
24岁的赵鹿就是为了赚钱来的香港。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刚刚放松，她就开始拜托亲戚留意工作机会，1月初，香港与内地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的第三天，她带着全部行李踏上高铁。过去两年，去香港打工的念头始终没断，碍于疫情，她总想着再等等，可现在，她不想再耽误一分钟。
“第一次感受到我挑工作，不是工作挑我的快感”，几乎没费周折，赵鹿就得到了一份面包店店员的工作，“简历都没用上，面试只是问了有没有经验，粤语和普通话的水平如何”，而每月一万五千元港币的薪资，再加上营业奖金和全勤奖，比她在东莞内衣厂做质检员的薪资足足高了一倍。
店铺坐落在铜锣湾商圈，小小的店面干净明亮，暖洋洋的灯光打在玻璃柜上，新烘出的糕点散发着香甜气息，和工厂中四处弥漫的胶水味道完全不同，最让赵鹿满意的是，“总共一万七千元的薪资只是学徒待遇，烘焙技术熟练后，工资还会再涨”。
赵鹿的务工顺利，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用工荒”的一个侧影。据香港统计局统计，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2022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劳动人口仅有346万人，比两年前减少超10万人，预计4年后，香港会出现17万的劳动力缺口。
“用工荒”的现象在建筑行业最为明显，今年2月香港建造业议会公布的《建造业人力预测报告》显示，目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的缺口约1万至1.5万人，到2027年，缺口最大将达到4万人。而在通关后，逐渐恢复的旅游、饮食、酒店、零售业也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甚至有中小企业因此关门。
在灯光璀璨的铜锣湾走上一圈，几乎每家店铺门口都贴着招工启事，赵鹿看到普通服务员的薪资都是一万五千元港币起步，专业销售员则能达到两三万元，同时还拥有轮休、年假、劳工假等福利，相比于东莞服务员四五千元的月薪，和短缺的休息日，这里的待遇显得极具诱惑力。
但想来香港务工，不是件容易事，需要有劳务签证，往往是一些实在缺乏人手的行业才会定向输入劳工。因为父亲是香港人，虽然父母离婚后赵鹿和母亲在内地生活，但她也拥有香港身份证，才免去了办理内地来港务工手续的烦恼。出发来港前，她没敢告诉太多人，只答应帮同宿舍的几个朋友问问工作机会，可用工方基本都是皱皱眉头，“不是我不想，申请工作签注好麻烦啊”。
由于劳动力持续短缺，引进外地劳工一直是香港政府争论的重点问题，此前香港最大劳工团体工联会多次公开表明反对输入外劳，称“打工仔”处于弱势，劳工福利无改进，才使部分行业人手不足。但在3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政府会在优先保障本地工人就业的情况下，针对明显人力不足的行业，积极考虑输入劳工。
看到新闻后，赵鹿立刻转发给朋友，“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政策，什么时候落地，但看样子，今年肯定会有改变”。而朋友更加兴奋，立刻买了课程，重新练习英语口语，“想要找到高端的销售工作，英语是必须要过的一关”。
赴港窄门
通关后，赴港打工从未像现在一样有吸引力。在内地的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赴港攻略和咨询，很多人还把被中介骗了的经历分享出来，告诉大家如何识别避坑。但是，在数倍薪资的诱惑力下，苦于身份的限制，还是有很多人不得不委托给中介，或者靠同乡引荐前往香港。
香港缺的也不止是劳务工人，对于很多内地优秀毕业生和精英白领来说，现在赴港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2022年秋天，张荔下定决心要前往香港工作。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她在朋友圈刷到一篇悼念文章，里面写道：“xx年仅45岁”，她的思绪顺着这句话发散，“如果现在去面试，HR肯定会问我婚育打算，会说你已经32岁了，以此压低薪资，但如果我去世了，所有人都会惋惜，我才32岁”。
那段时间，张荔刚刚熬过上海封控，没失业，没生病，亲友也无事发生，“是中年人难得的平静时光”，可“再过几年，换工作都是难关”。她认识一位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姐姐，被裁员后，因为超过40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先回家带孩子，想到这些“前车之鉴”，她还是免不了焦虑。
香港是她精挑细选后的工作地，她曾做过和香港合作方对接的电商业务，了解那边的职场，“薪资肯定是更高的，晋升渠道也更明确，而且非常看重经验，年龄反而不是问题”。比起去国外，在香港也更方便照顾家里，“将来可以把母亲接到广东江门，她在那边工作过，环境好，房价不高，适合养老”。
这或许是一场难得的“双向奔赴”，相比于针对外来劳工政策的模糊，香港吸引专业、高端人才的决心更加明确。2022年10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方便高学历、高收入者来港工作生活。2023年1月，香港政府又取消了优才计划的申请名额限制，可逗留时间也从2年调整到了3年。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想要赴港工作，先要“卷过一道窄门”。目前内地前往香港工作可以通过留学、专才、优才等方式，其中优才采取计分制，正是这些分数，让张荔对照着表格，“越算越悲哀”。
“没有博士学位，少20分;工作经验少于10年，少10分;没有随行配偶和子女，少10分;没有世界前100强大学学历，少30分;不在人才清单中，又少30分......”过往的人生以分数形式残酷地列在眼前，张荔关上表格，“算了，优才卷不过”。
而想通过专才方式前往香港工作，需要先找到香港工作，由雇主证明务工者是公司急需人才，才能办理工作签注手续。为此张荔在JobsDB、Indeed等招聘软件上投出了几十封简历，又联系了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内推，最多时一天面试了5家公司，“讲了太多话，最后一次自我介绍时差点呕出来”。最终，她耗时3个月，才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
“好在有长期和香港公司对接的经历，不然没在海外留学、工作过，又不是高精尖技术人才，想直接找到工作，真的很困难。”找到工作后，张荔又忐忑地等待了两个月，才等到签注通过的通知。
拥有北大硕士学历的蒋麦也在奋力“卷入窄门”，几个月前，她刚刚通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拿到香港的工作签注。这个通行证的门槛包括“全年收入达250万元港币及以上，或全球百强名校毕业生”，而“卷”过大多数人后，她还必须一边学粤语，一边提前一年寻觅工作机会。
“因为我不太了解香港的招聘流程和工作环境，再加上不会粤语，英语也不占优势，真的很担心过去之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此蒋麦放弃了在内地找工作的机会，“毕竟签注只有两年，想要顺利续签，也只能孤注一掷地去香港”。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虽然香港放宽了限制，但仍然会把绝大部分想去香港的人挡在门外，即便跨过这道门槛，也面临着新的激烈的竞争。
就算已经在香港读了3年书，熟悉了当地环境，找工作也是林乔乔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港校毕业生可以拿到IANG签注，“可有些招聘软件或HR会设置秒拒这一签注，因为会涉嫌侵占本地人的工作机会而遭到投诉，续签也很麻烦”。
为了毕业后顺利留在香港，林乔乔已经在一家艺术品公司实习了两年，除去上学和实习的时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都忙碌在各处兼职，做过普通话老师、餐厅服务生、问卷调查员，“就是想多攒一点钱嘛，万一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昂贵的香港
香港似乎有些不一样了，抵达香港的第一天，张荔有些不知所措。2020年前，她几乎每年都会来香港两三次，有时是出差，有时是看演出，有时只是游玩购物，在她的印象中，香港总是灯光不熄，流光四溢，街头小店和红磡体育馆一样，都是永远挤满了人。
当以生活者的视角再去打量这座城市，张荔觉得工地好像变多了，关门转让的店也变多了，每天都有新的生意出现又消失，她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快节奏，茶餐厅里收盘子的声音是干脆的“刷刷刷”，行人连过红绿灯都是小跑的。
和她想象中一样的是，这里的职场氛围确实令她放松不少。刚到香港，她住进了公司准备的过渡房，有一个月的时间去选择新住所。入职前两周，她接受了岗位、法律、人力等知识培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HR告诉她:“如果不想下班后去团队聚餐，请直接say no，以及最好在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因为总部会统计员工加班时长，异常加班过多会被判定为效率问题。”
这让她想起过去被迫习得的技能，用生病的借口逃避周末团建，不论工作是否完成，都要在公司硬耗到晚上九点半，以防因走得早被点名批评。休息日时，她会去坚尼地城看看夕阳海，或者随便找条小街四处逛逛，不会有突如其来的工作出现，所有事都可以留到周一再说。
唯一让她不适的是，“房租物价真的太高了，我以为在上海生活，对高物价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在香港随便吃一餐都要七八十元，请客就要三四百，网购也不如内地方便，想买些便宜的日用品只能等超市打折”。
尽管薪资翻了一倍，但实在无法适应合租生活，也不想住在十平方米的套房，张荔还是拿出了近三分之一的薪资，租下了老旧的一室一厅，每天爬六楼回家，“要想不降低生活水平，每个月就攒不下多少钱”。来到香港前三个月，张荔恢复了刚毕业时的状态，“万事万物都新鲜，代价就是工资卡月底清零”。
为了赚钱来到香港的赵鹿，也没攒到钱。她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到了软件上，“房租6000元，餐食3000元，水电网费1000元......”算到最后，每花出去一张纸币，她都会想，“一小时又白干了”。
她也想过自己做饭省钱，但每天站上八九个小时，回到房间只有力气栽倒在床上。高价租来的房间只有6平米大小，还需要和室友共用卫生间，她买了一个跨床桌，尽量把所有常用物品都堆在桌子上，以便屋里腾出一点走路的地方。每次看到卫生间里一团团的头发、垃圾，她都会怀念工厂里的宿舍，虽然一间屋子住了6个人，但最起码，那里是免费的。
几天前，她算了一笔账，在东莞的工厂包吃包住，她每个月能轻松攒下三四千元，但在香港，她需要几近苛刻地节省吃穿用度，才能省下同样的钱。算到最后，她关掉手机，疲惫地掉了一阵眼泪。
港漂的选择
“从香港任意地点，打车半小时，即可抵达山脚或海边”，这是赵鹿在网络上看来的一句话。儿时她被父亲接到香港过暑假，还会被带去爬山看海，但来到香港务工后，她根本没有精力出门游玩。
上大学时，赵鹿看过很多遍电影《甜蜜蜜》，张曼玉穿着红白条纹的工作服，卖力地擦着麦当劳的玻璃窗，一脸欣喜地说着“恭喜发财”，仿佛新年的一切都值得期待，那是赵鹿对香港最深刻的印象——永远生机勃勃。
可来到香港第5个月，赵鹿只觉得自己快被掏空了，长时间的站立和重复性地收银、打扫卫生等工作，让她经常大脑一片空白，想不起来下一步要做什么。
“知道我来香港的朋友，都很羡慕我有香港的身份证，可以来打工，但其实也只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没有专业技能，只用体力换钱，在哪里都很辛苦。”但至少，“在香港嘛，能做事就有钱赚，来日方长”，她想着，最多半年，等过了学徒期，工资涨一涨，早晚能攒下钱，回东莞过上轻松一点的生活。
对张荔来说，最初的新鲜感在逐渐散去，她开始烦恼于一个工作陷阱，“其实说尽量不要加班，是因为加班费很贵，业绩压力摆在那里，做不完的表格还是要带回家继续做”。
更让她苦恼的是，尽管工作不用粤语，但香港的同事交流、外出买菜吃饭，本地人日常生活还是使用粤语居多，她经常被服务员的问题卡住，茫然地“啊”一声后，等待对方用普通话重复一遍。
“我也一直在学粤语，但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刻，都会想到，其实我还是一个异乡人，多少本地人年轻人都跑到深圳上班生活，我真的能在这里长久地扎下根吗?”现在张荔盼望母亲能早点结束医院的返聘工作，到江门来生活，“最起码，家离得近一点，心里踏实一点”。
而在香港大力引进人才的情况下，还有人正在赴港的窄门外徘徊。37岁的孙睿正在为港漂做最后抉择，拿到香港永居身份，让孩子到香港上学，以港澳台华侨生联考的方式，报考更好的高校，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我的优才分数能达到125分，算是获批率比较高的水平了，算法领域在香港也不难找工作”，但真要为了十几年后的高考，举家搬迁到香港，放弃内地宽敞的房子和工作积累，孙睿还是很犹豫，“纠结，但也纠结不了多久了，等过了40岁，分数可是一下就砍掉10分”。
从化工行业转行做算法的孙睿坚信，“选择比努力重要”，过去十年内地算法领域的高速发展，让他“没受科研的苦，也算过上了中产生活”，现在“就是人生第二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关键选择了，选择好了，是付出了努力，选择错了，可就是付出代价了”。
在持续不断的私信轰炸下，林乔乔最终删掉了那条已经被点赞了几百次的笔记，“实在回不过来了，不回又觉得不礼貌”，而在高薪资的刺激下，想要赴港赚钱的人潮还没有停歇，林乔乔收到的最后几条私信中，有一条让她难受了很久。
那是一个小姑娘发来的信息，问道：“到香港打工真的靠谱吗?我爸爸52岁了，刚交了3万块钱中介费，说是可以介绍他到香港做保安，一个月就能赚到3万块。”林乔乔叹了口气，回复道：“没有合法工作签注，在香港打工属于犯罪行为，让叔叔别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