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中国媒体向美国政客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关闭后不久便出现了一连串肺炎或类似肺炎病例。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H1N1流感爆发；2019年10月，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代号为‘Event201’的流行病演习；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这些事件是否有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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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资料图）
这些问题已经够某些口无遮拦的美国政客回答一阵子，但关于德特里克堡，他们需要解释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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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战争胜利时，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却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只科研队伍前去日本执行秘密任务，带队者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而他要去见的人正是前731部队的创始人、头目，“恶魔医生”石井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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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医生”石井四郎（资料图）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是旧日本帝国陆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称号，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了包括细菌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等一系列毫无人道突破底线的人体实验，据731部队要员供认，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残害。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受害者至少达上万名。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十几名731部队主要成员却无一受到起诉，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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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二战一结束便千里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记载，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军便已获悉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前后五次派遣科研队伍调查并尝试用各种渠道得知相关实验“成果”。
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细菌专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审讯了“731部队”的主要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和增田知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报告（《桑德斯报告》）。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390/18/24/02）。
1945年10月3日，由杜鲁门总统亲自指派的卡尔·康普顿回到美国并向其汇报和提交了一份六页的情况汇总。该份报告现存于杜鲁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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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