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记者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亲属处证实，杨维骏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杨维骏退休后，因举报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高官，被称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
2017年，95岁的杨维骏曾接受都市时报的专访。
对于关注云南政界的人来说，“杨维骏”这个名字意味深长。他既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位举报者——对白恩培等人违纪违法问题的持续举报，令他的知名度在九旬高龄的晚年一再高涨。
“反腐名士”只是人们赋予杨维骏的一重身份。人生路上，他已做了很多事情，但他的思索和行动还没有结束。
本文图片微信公号都市时报
2017年1月1日，杨维骏迎来了他人生的第95个年头。
他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已去世多年，用手枪殴打他的特务大概已成枯骨，“不高兴他”的云南高官换了一任又一任……而他，还活着。
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还有身体机能的衰退，每天都在侵蚀着他。他每天要吞咽17粒半药丸，与各种疾病对抗。
他在金牛小区2号区和失地农民见面，他的“直言”新浪博客约以每周一篇的频率更新。“他们不理我”是他“工作”的常态，但他并不因此尴尬，仿佛他面前是那台巨大的风车。
杨维骏：一生
迎来人生第95个年头的杨维骏。
病房里的国标舞
“1、2、3，1、2、3……”，杨维骏腾挪在局促的空间里，遥想60年前，年轻时的他跳舞“昆明市第一”。
“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很新奇的事情。”
原本半躺在沙发上的杨维骏突然直起腰，坐了起来，语调提高了些。2016年11月的某天，昆明主城区一公安分局的人来家里拜访杨维骏，“说是很敬佩我，要我给他们局里的干警做个反腐倡廉的座谈会。”
杨维骏有点意外。他曾因为失地农民的事情，与当地发生过不快。但那次他去了，台下坐着60来号人，寂静无声地听他发言。事过两月，他偶尔猜想：“这是不是要来软化我？”但又隐隐怀有期待：“这个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神色难得地敞亮。
不管目的为何，杨维骏都希望关注反腐的人多一些，这种心理现在尤为迫切——相比一年前，他越发感觉力不从心了。
他的头昏目眩越来越严重。回想2016年3月22日，他94岁生日的第二天，杨维骏还跳了一台国标舞。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杨维骏首先得克服头晕眼花——他的颈部有骨质增生，压迫血管，导致脑供血不足。
房间中央，他右脚半弧划出，左脚跟上；左脚半弧划出，右脚跟上……嘴里打着拍子：“1、2、3，1、2、3……”惨白的日光灯投下的淡淡黑影在地板上移动，迟缓、凝重。
这间会客室属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云大医院”）干疗科，两边被沙发占满，留给杨维骏的空间很局促，跳六步就到头了。他坐回了沙发。
“地面要滑，不滑跳不成。”地面不光滑，一个趔趄，风度全无。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跳舞是件时兴的事情。杨维骏自称，他当年跳舞“全昆明市第一”：“我看舞厅里那些人哪个都没我跳得好。姿势不标准，身子摇啊摇。”
步法正确，身子正直。这是杨维骏跳舞的心得。
杨维骏还会拉几把胡琴。年幼时，他常跟着母亲去戏园，也随琴师学琴。台上，姐姐唱《玉堂春》；台下，他拉琴伴奏。他喜欢京戏，最爱《贵妃醉酒》的愁肠百结和《拾玉镯》的害羞怀春。
戏里的人物坦荡荡的，心里想什么就唱什么。
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跳舞、拉琴了。毕竟，他95岁了，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等等。精力有限，时间马不停蹄。每天有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还有1.67ml胰岛素注射液——半年前这个剂量是3ml——进入他的身体。
这也是他2016年3月22日现身云大医院的原因。他腰部有点酸痛，怀疑“肌酐高了”。7点50分到医院之前，热水袋在右手背已焐了许久——这会加速血液循环，便于抽血。
干疗科走廊的候诊椅上，一位60来岁的“小辈”招呼：“杨老，你来啦？要抽血？”
“来验肌酐。我早让他来，他老不来。”老伴王婉琪接下话。
护士熟悉杨维骏，也喊“杨老”，“老”字拖出的长音，在逼仄走道里，回音和煦。她们尊敬杨维骏，2008年，云大医院职工宿舍面临违法拆迁，杨维骏从中斡旋，楼房得以保留。
抽血顺利，然后是打胰岛素、吃药，接着是早餐。
杨维骏的早餐是两片吐司和一瓶牛奶。他胃口不错，一顿可以吃两碗米饭。那口假牙也不会给他带来困扰。不过，年纪大了要节制，每顿他只吃一碗。
94岁生日那一天
4年里，聚会人数从8人变成4人，到了2016年，只有杨靖华一人来了。“走的走，病的病”。
2016年3月21日，旧历二月十三，是杨维骏94岁的生日。
那天上午，金牛小区这栋三层楼房很清静。9点不到，王婉琪去了医院，杨维骏独自坐在会客室。他走动过一次，从会客室到客厅，毛拖鞋踏出“哒，哒，哒”的声响。声响细碎且快速，8秒，20步。
打破清静的是一位“白大褂”。早上10点，“白大褂”闯进客厅：“1个小时，我只能在1个小时，还有七八个病人等着我。”这是杨靖华，85岁，曾是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脑科主任。现在，他每周三天在昆明法医院坐诊。
二人相识在1949年3月，杨靖华17岁，斗志昂扬，是反蒋学潮的学生领袖。他找到杨维骏——他曾去香港谒见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方方，奉方之命，进行策动卢汉起义和控制地主武装的工作。
杨维骏那年27岁，年纪轻轻位列云南民盟高层，相貌英俊、身材高大。
“喏，就是那个样子”，杨靖华指向楼梯下的柜子。那里摆着一张照片：2015年10月，“反腐斗士”杨维骏成为新京报特刊“不忘初心”人物之一，记者为他拍下肖像。肖像照里的他，还举着一张黑白照片，截自他1958年的结婚照——这是杨维骏最喜欢的照片，他35岁，西装革履，发型熨帖，脸上带着轻微笑意。
1943年3月，杨靖华和其他40多个人住进了杨维骏位于拓东路的洋房里。3天后的早晨，这群年轻人怀着“必死的决心”，以种植美国烤烟的名义进入昭通，带着“方方介绍，杨维骏带来”的口信，联系滇桂黔边纵六支队。
直到1950年2月，杨靖华从滇东北回到昆明，进入云南大学念书。这年的12月，因为杨维骏的鼓励，杨靖华坐了11天的火车到达东北，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
二人再见，已是1986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两鬓斑白。最近几年，两人愈发亲密，除了回忆往日时光，更多谈谈国事。杨靖华自愧不如，没有杨维骏的勇气。
“报纸上有，群众也在说，谁不知道杨维骏？”他看过《南方周末》《上海纪事》《京华时报》《新京报》的报道，却没见云南媒体：“你们胆小，什么都不敢讲。”
杨维骏不主动牵扯杨靖华，唯有一次例外。在“西山公车上访”事件中，一位农民头部受伤，“杨老一个电话”，杨靖华立即去了圣约翰医院，为受伤农民诊治。要知道，他是大专家，“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看病的”。
杨靖华对杨维骏的事很上心。杨维骏最近四年的生日聚会都是他在张罗。聚会人数逐年减少，从最初8个人变成4个人，2016年，只来了杨靖华一个人。
走的走（过世），病的病，对这些老人来说，每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每次告别都可能成为永别。
杨靖华与杨维骏相识于1949年，以是故交。